“打工人”正逐渐老去：全国劳动人口平均年龄逼近40岁

本文与今日头条头条精选项目联合呈现，未经许可禁止转载

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平均年龄仍将进一步攀升，传统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亟须培育新的人力资本

文｜《财经》记者 鲁伟

编辑｜朱弢

中国“打工人”群体的平均年龄正持续攀升。2025年12月14日，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5》（下称《人力资本2025》）显示，2023年全国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已接近40岁——39.66岁，。

具体来看，不同群体之间存在一定差异：农村男性劳动力平均年龄最高，为41.60岁；其次是城镇男性（40.26岁）、农村女性（39.06岁）和城镇女性（38.07岁）。

这一趋势在长期数据中更为明显。自1985年至2023年，全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2.25岁增长至39.66岁，增加了7.41岁。其中，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3.03岁升至39.25岁，乡村劳动力平均年龄从31.99岁升至40.54岁，乡村劳动力的老龄化速度更为显著。

从地域分布来看，各省份劳动力平均年龄介于37.49岁至41.19岁之间。内蒙古以41.19岁最高，其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更是达到42.94岁；新疆则以37.49岁成为劳动力最年轻的省份，贵州、广东、西藏、海南等地劳动力平均年龄也相对较轻。

与此同时，中国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提升。2023年全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03年，较1985年的6.14年大幅增加，经济发达省份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普遍更长。

《中国人力资本报告》是中央财经大学连续16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标志性研究成果，基于国家统计局等多源数据，系统追踪了1985年以来中国城乡人力资本的动态变化。

《人力资本2025》的发布受到广泛关注。其中揭示的劳动力年龄结构数据，进一步凸显了现实中“职场35岁门槛”与人口结构变化之间的脱节。推动消除这一门槛，已成为政策与社会层面的共同呼声。

“报告值得关注的地方首先是劳动力年龄持续增长，但各省由于宏观经济形势，产业结构及人口流动形成不同动态，劳动力年龄排名出现变化。同时，劳动力储备（0-15岁）人口占未退休人口比例持续下滑。”《人力资本2025》课题负责人、中央财经大学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特聘教授李海峥表示：“当前，中国劳动力整体素质持续提升，但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依然显著。”

劳动力平均年龄已近40岁

人力资本是个人所拥有的、能够创造个人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知识、技能、能力与素质的总和。常用衡量指标包括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等。学界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是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减少贫困、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保障。

《人力资本2025》显示，2023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按当年价值计算）达到4375.63万亿元。其中，城镇人力资本为4009.30万亿元，占总量91.63%；农村为366.33万亿元，占8.37%。从长期趋势来看，1985年至2023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增长约18.44倍，年均增长8.25%。城乡对比呈现阶段性变化：1996年之前，农村人力资本总量高于城镇；自1996年起，城镇反超农村，并持续扩大优势。这一历史性转折，反映了中国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对人口和资源空间分布的重塑。

《人力资本2025》还显示，自1998年以来，城镇实际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而农村增长相对缓慢。这主要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二是城乡人口在教育水平上仍存在明显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基础教育的普及质量上，更反映在职业培训、高等教育机会以及终身学习体系的可得性方面，构成了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着力破解的关键课题。

在人均层面，1985年至2023年，中国人均人力资本从4.43万元显著提升至76.87万元，年均增长7.93%，其中2013年至2023年间的年均增速进一步提高至8.67%。从地域分布看，2023年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前五的省份依次为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山东，排名后五位的依次为海南、云南、新疆、甘肃、青海，显示出明显的地域不均衡。这种不均衡格局与地方的产业层次、创新生态和人才政策吸引力直接相关。东部发达省份已形成“高人力资本-高附加值产业”的良性循环，而部分中西部地区则面临人才外流与产业升级缓慢的双重压力。

在人力资本持续提升的同时，中国劳动力结构也呈现“年龄增长”与“素质提高”并行的态势。全国劳动力平均年龄从1985年的32.25岁上升至2023年的39.66岁，城镇从33.03岁升至39.26岁，农村从31.99岁升至40.53岁。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年轻劳动力持续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平均年龄在2010年后超过城镇，且差距逐渐扩大。 这一“年龄倒挂”现象，对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意味着城镇需要为老龄化劳动力提供更多的技能更新和健康保障支持。

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也整体提升。全国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985年的6.14年增至2023年的11.03年，城镇从8.23年升至11.76年，农村从5.47年升至9.44年。

然而，城乡和区域差距依然显著：经济发达省份如北京、上海、天津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较长，而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如贵州、云南、西藏则相对较短；所有省份城镇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均高于农村，且在经济欠发达省份，城乡差距更为突出，例如西藏城乡差距为3.63年，落后于北京的2.49年。高中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也呈现相似的分布格局。

这表明，尽管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的整体“水位”在快速上升，但“水位差”依然存在。弥合这些差距，需要持续加大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倾斜力度，并构建覆盖城乡的全生命周期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从而充分释放每一个人力资本单元的潜在能量，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内蒙古最老，新疆最年轻

中国劳动力年龄结构呈现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其中，平均年龄最高的地区是内蒙古，达到41.19岁，成为唯一超过41岁的省份。紧随其后的是黑龙江、辽宁和吉林，东北三省劳动力平均年龄均在40岁以上，分别为40.84岁、40.74岁和40.69岁，三省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年龄更是超过42岁。此外，湖北和山东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也超过40岁，分别为40.28岁和40.06岁。

东北地区不仅劳动力老化严重，人口老龄化程度也高居全国前列。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5》，全国已有19个省份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其中辽宁以21.90%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成为首个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的省份。吉林、黑龙江的老年人口占比也达到19.41%，老龄化程度分列全国第三、第四位。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杨成钢指出，东北地区的老龄化主要是由年轻人口的持续外流引起的。

“年轻”的省份，则主要分布在西部、西南和东南沿海。《中国统计年鉴2025》显示，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最小的地区是新疆，为37.49岁，其城镇劳动力平均年龄仅为36.46岁，农村为38.62岁。劳动力第二年轻的是贵州，平均年龄37.74岁；广东以37.93岁位列第三，排名与上年保持一致。此外，西藏、海南、上海、云南、河南等地也属于劳动力相对年轻的“38岁档”，平均年龄分布在38.49岁至38.91岁之间。 这些地区的相对年轻化，主要得益于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或持续的年轻劳动力净流入，形成了更具活力的劳动力市场结构。

李海峥表示，一个省份的劳动力平均年龄一方面受其本身劳动力结构的影响，比如每年退休人口与新增劳动力的相对数量；另一方面受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每年净流入或者流出的变化会影响年龄结构。当然，每年流动的情况与宏观经济形势及本省产业结构及相关就业政策有关。

上述劳动力结构相对年轻的省份，普遍具有出生率较高或年轻人口流入较多的特点。《中国统计年鉴2025》数据显示，在2024年出生人口排名前十的省份中，广东、河南、贵州、云南均榜上有名。其中，广东2024年出生人口达113万人，较上年增加10万人，连续七年位居全国首位，并连续五年成为唯一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

广东省体改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分析指出，广东常住人口规模居全国第一，省外流入人口规模大且结构年轻，处于婚育阶段的占比较高。持续流入的年轻人口与较高的婚育意愿，是维持广东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的关键因素。

《人力资本2025》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人力资本与总人力资本的比率，主要受人口年龄结构和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影响。通常，年轻人口占比较低的地区，其未来发展可能更依赖于外来人口的流入；而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人力资本存量也相应更具优势。从2023年数据看，劳动力人力资本与总人力资本比率最高的地区依次为西藏、青海和北京。

这种比率分布反映出，部分地区虽然劳动力平均年龄偏高，但其存量人力资本依然具有支撑发展的基础；而年轻地区则需要将年龄优势有效转化为技能和知识积累的优势。未来，通过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引导劳动力合理流动，是应对区域劳动力结构差异、推动全国人力资本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

“打工人”越来越老，如何应对？

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的未来趋势如何？

《人力资本2025》显示，2023年，全国0-15 岁人口占非退休人口的比重为22.71%；其中，在农村男性中，比重为18.56%；在农村女性中，比重为 22.19%；在城镇男性中，比重为23.58%；在城镇女性中，比重为23.77%。

1985年至2023年，中国0-15岁人口占非退休人口比例从38.61%下降至22.71%，而46岁至退休年龄人口占比从10.44%上升至23.80%。这一结构性变化意味着劳动力后备规模持续收缩，年长劳动力比例不断提高。

“0-15岁人口是未来的后备劳动力，其占比变化预示着未来劳动力年龄结构的走向。”李海峥表示，劳动力平均年龄持续增长，“主要是因为新进入劳动力的年轻人相对减少。”

《人力资本2025》指出，年轻人占总中国人口的比重在逐步减小，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步显现。

杨成钢认为，中国的人口发展呈现出老龄化与少子化并行的趋势性特征。“少子化趋势早就呈现出来。2024年出生人口虽然比上年增加，但只是龙年效应的影响，之后应回归正常的下降通道。现在人口变动趋势已然进入负增长。负增长在人口统计上表现就是少子化与老龄化并存，也就是出生人口下降，老年人口占比上升。”

在延迟退休、劳动力人口平均年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建议破除“35岁职场门槛”的呼声日益高涨。

202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首次将报考者年龄放宽至38岁，释放出积极信号。公务员考试中的年龄限制始于1994年，原人事部发布的《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要求，报考者年龄为35岁以下。此后，35岁就成为招聘市场的“基准线”，成为某种职场规则。

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提交了《关于坚决纠正就业领域年龄歧视的建议》。郑功成在调研中发现，当前中国就业市场年龄歧视普遍，特别是35岁限制入职现象严重影响了青年人就业，导致人才资源浪费和就业结构性矛盾。

《人民日报》此前发表评论文章称：“破除‘35岁就业门槛’需要多方协同。这不仅关乎个体权益，更是应对人口结构变化、释放人力资源潜力的必然选择。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让年龄不再成为标签，创造一个没有歧视的就业市场，在公平、公正的环境中实现自身价值。”

“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将人口问题上升到战略高度，无疑为应对少子化、老龄化等趋势性特征指明了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认为，要推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人口红利确实在消失，但要培育新的人口红利，扩展人口红利的概念。从人口的变化来看，未来中国老年人口占比确实会高，但是只要不 再把人口红利的概念集中在特定年龄人口（如年轻劳动人口），而是扩展到包括大龄劳动人口、老年人口，就仍然有机会利用人口红利。

在此前发表的《完善人口发展战略的新理念》一文中，蔡昉表示：“现阶段，最关键的是培育人力资本。中国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人力资本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特征之一是从过去人与人之间的能力竞争，变为人力资本和人工智能之间的竞争。这种情况要求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的支出责任越来越强。另一个特征是过去学校教育定终身，强调工作年限、教育年限，在未来这些相对不那么重要了，必须终身学习。因此，对人力资本的度量要有新的办法。”

蔡昉认为，要将老龄人口转化为资源与消费动力，通过人力资本培育、公共品供给和产业发展应对“未富先老”挑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