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就业｜频遭 “软解雇”的大厂外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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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新网】今年4月，头部互联网大厂阿里巴巴的外包员工李青（化名）接到通知，团队人员缩减，让她离开项目，回到外包公司“待岗”。

离项、待岗，在和李青有相同经历的外包群体中，有一个流传更广的说法——“坐班”。理论上，离项后，外包员工只是切断与所服务的大厂的所有联系，被退回到外包公司的场地，仍可以由外包公司分配工作任务或介绍新项目。但多位受访者向财新表示，在“坐班”过程中，他们实际上处于无工作任务、每月只能拿较低“底薪”的状态。此番遭遇，是“大厂外包人”群体所面临的常态。

当走进互联网大厂的写字楼，很容易看到这样一群人——戴着与正职员工颜色不同的工牌，每天打卡上下班，完成大厂交付的工作任务，在劳动关系上却属于另一家“外包公司”，薪资、福利、五险一金都由外包公司缴纳。在法律上，他们是外包公司的员工，被派驻到互联网大厂“驻场”；现实中，外包人更像是大厂中的“二等公民”，不得不面临薪资福利待遇低、易遭遇“软性辞退”等困境。

近年来，受互联网行业整体“降本增效”趋势的影响，“裁员”浪潮席卷，许多互联网企业均出现了明显的人员缩减现象。网易、百度员工数在2021年达到峰值后均呈持续下降态势，其中网易从2021年的32064人降至2024年的26028人，百度从2021年的45500人降至2024年的35900人。阿里巴巴的减员最为显著，据阿里巴巴公布的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截至2025年6月30日，员工总数为123711人，相较2022年的254941人已削减过半。

而互联网企业对“外包”的依赖却与裁员相伴而生。一方面，通过“社招”设置的外包岗位数量明显增加，在前程无忧等招聘平台上，互联网大厂外包职位比例上升，相当数量的研发、内容审核、客服、测试、运营助理、数据标注等岗位直接交由第三方外包公司招聘。另一方面，外包用工已形成常态化。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剑告诉财新，据前程无忧对相关企业的定向调查显示，在一些大厂中，外包员工比例已经接近或超过正式员工，部分业务线（如内容安全、在线客服）的外包比例甚至高达70%。这意味着外包不再只是“短期补充”，而是成为企业长期用工体系的一部分。

在竞争激烈的就业环境中，许多人将外包视为进入大厂的“敲门砖”，成为外包员工后，劳动者权益却难以得到保障。当求职者终于迈进大厂的那道门，是站上了通向更高平台、更好履历的跳板，还是进入了就业的“围城”？

软解雇

进入某互联网大厂前，张旭东（化名）对“外包”没有什么概念。他坦言，因为找一份工作很难，并且希望能够接触到行业前沿业务，便接受了这份外包的offer。与外包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他发现自己共16000元的薪资被拆分成了“基础薪资4000元”、“项目津贴”“项目奖金”几部分，且合同中存在这样一条“待岗降薪”的条款：一旦离项，劳动者可能会面临长时间无法进入新项目的情况，在待岗期间，只发放基础薪资。

“我的工作是按照考勤来考核，而并不是按照工作量，为什么会对薪资做这样的拆分？”张旭东有过疑问和不解，但还是签下了合同。今年4月，他突然得知，部分外包人员将要被清退，离开大厂回到外包公司，自己也是其中一员。

起初，张旭东以为外包公司会为自己分配其他的项目或岗位，但而后发生的情况出乎他的意料。“整个五月，公司要求我每天打卡，但只给了我一台电脑，没有给我安排任何工作任务。”为了不违反“不能做与岗位无关的事”这项员工守则，张旭东只能自己做出规划：每天在工位上学习和工作有关的知识内容，下班前写今日的学习总结，并给相关负责人发一封邮件，要求尽快为自己提供新的岗位。

这样僵持了三个月，张旭东还是收到了公司的三张违纪罚单，第一张罚单的理由是“一个月内擅自离开工位超过8小时”。“去洗手间、接热水、吃饭的时间加起来都不止这些，以这种理由来认定违纪，是不是太牵强了？”而另外两张罚单更让他觉得“荒唐”，处罚的理由分别是“在工位上大吵大闹”和“偷看公司薪资机密”。

与三张违纪罚单一同到来的是辞退通知书。八月的某天，张旭东发现自己突然失去了进入公司的权限，工位上的电脑也被收走。与HR确认后，他明白自己已经被外包公司开除了。

由于被公司以“违纪”为由开除，张旭东无法获得任何经济补偿。他向财新表达了自己的怀疑：“连续几个月发放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低薪、不安排工作，是不是在变相地催促我主动提出离职，以免除对员工的经济补偿义务？是不是因为我一直僵持，才随便找理由开罚单把我开除？”

在“大厂外包人”这一群体中，张旭东的遭遇并非孤例。李青告诉财新，自己离开阿里巴巴，被退回外包公司“坐班”后，公司曾通过邮件为自己下发“每日工作任务”，但内容却显得有些“荒诞”——要求她优化简历，每日将简历投递到至少五个招聘网站，并争取获得至少三个面试机会。

“我觉得非常离谱，我还是这家外包公司的员工，给我安排的工作任务竟然是让我重新去找工作？”李青回忆，公司相关负责人曾经隐晦地向她表示，要尽快投递简历，找到新的工作，然后主动离职。

在“坐班”期间，李青的基础工资只有2000元，属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公司相关负责人提出让她主动离职后，李青表示需要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但公司不予接受：“如果只给了你经济补偿金，其他人怎么办？”

“离项、待岗、低薪、逼退”，构成了互联网大厂外包人被清退离项后的“四部曲”。许多外包员工满怀期待地迈进了大厂的门槛，却最终陷入“坐班”的困境之中，维权艰难。中银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保全告诉财新，这是一种典型的“软解雇”行为，其背后的行为模式可在法律上被清晰地界定为“变相解除劳动合同”或“推定解雇”，具有明显的违法性。

“外包公司在互联网大厂的项目结束后，不为员工安排新的合理工作，而是让其‘坐班待岗’，实质上是未履行提供劳动条件的合同义务。”杨保全解释，“另外，将员工从一个有具体工作内容的岗位，调至一个无工作任务、仅需‘坐班’的岗位，并大幅降低其劳动报酬，属于对劳动合同内容的重大变更。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变更劳动合同内容，需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用人单位单方面的强制‘待岗’，是违法的单方变更行为。”

而将薪资拆分成基础工资和绩效，规定如果员工离项，就只能发基础工资的条款，更像是一种为实现“软解雇”策略而精心设计的“配套工具”。“该条款的目的在于规避用人单位支付工资的法定义务、加重劳动者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很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条款。”杨保全补充。

“外包”缘何受欢迎

“软解雇”并不是互联网大厂外包员工面临的唯一困境。多位受访者告诉财新，相比正职员工，低薪资、低保障、低福利已是外包的常态。李青透露，自己的社保和公积金都是按照当地最低基数缴纳，每月公积金只有120元。

而这种成本的节省正是外包在互联网大厂备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外包员工不计入正式员工编制，可以减少社保、公积金、年终奖、福利等固定支出，同时还可以根据项目周期灵活增减人员，实现“人随项目走”的弹性配置。“在互联网红利放缓、利润压力增大的背景下，这种做法显然对企业财务非常有吸引力。”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剑对财新表示。

此外，外包特有的用工模式也满足了互联网大厂规避裁员成本与合规风险的需要。“互联网行业波动大，业务调整频繁，直接裁撤正式员工会触发高额赔偿和劳动争议风险，而外包员工是由第三方外包公司签约，大厂只需要让员工离项，就能‘快速撤离’，风险由外包公司承担。”王剑解释道。

而外包公司主要赚取的，是互联网大厂支付给外包公司的费用与外包公司支付给劳动者薪资之间的差价，俗称“人头费”。张旭东回忆，曾有领导向自己透露，自己在互联网大厂系统中的薪资是23000-25000元，但外包公司实际发放的税前薪资是16000元。他曾就此询问过外包公司的相关员工，对方答复“扣除6%的税，再减去五险一金的千把块钱，就是（外包公司）抽成。”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人力资源从业者向财新透露，一些互联网大厂甚至存在“内包”现象，即在自己的集团内部注册具有人力资源外包资质的子公司，由子公司负责招聘，将招聘进来的员工分派至母公司或其他核心事业部。

就业的“围城”

“一份是某知名大厂的外包职位，另一份是不闻其名的小公司的正式职位，你会怎么选？”在前程无忧一项针对“外包”的就业调查中，有62%的受访者选择了前者。

陈歌（化名）便是主动选择“外包”的一员。应届毕业后，即使入职的互联网大厂外包税前工资只有7000元，且五险一金按照北京市最低基数缴纳，她也接受了这份唯一的offer。她告诉财新，身边正职员工的薪资是外包的两倍左右，但自己对这种差距已经有了心理准备：“做外包肯定是因为你的学历或其他条件不如正职员工，但能借外包的光进入大厂就很好。”

陈歌坦言，当时自己有着“天真的想象”，希望可以通过努力，以外包为“跳板”，最后转正。但这种希望随着时间推移逐渐破灭，她清楚地感知到了外包与正职的“不平等”。作为外包人，她不仅无法接受正规的入职培训，也无法免费吃公司的食堂，甚至没有进入公司的权限，每天都要站在闸机门口等待正职员工发来“访客码”才能入内。虽然与正职员工在同一场地办公，但外包员工没有固定的工位，只要有新的正职进来，她就必须搬着电脑“腾出地方”。

今年年初，由于工位紧缺，陈歌的办公地点被转移到了另一个专为外包设立的园区，每天的通勤时间多出了一个小时。更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工作内容变为了重复性、机械的无意义操作，每天截图、核对数据，“像拧螺丝钉的工人”。此前她虽然是外包员工，但能够与正职做同一个项目，旁听会议、学习经验，这种被随意处置的落差让她“感受不到一丝一毫的价值”。

从这家大厂离职后，陈歌尝试在招聘软件上重新投递简历，但只有一些小公司愿意给予回应，她猜测或许与自己上一份工作是“外包”有关。最终她选择回到家乡入职了一家小公司，成为正职员工，摆脱了无意义的消耗性工作。“大厂外包就像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进去后又想出来。”

高平台、跳板、积累工作经验……即使要付出低薪、低福利、无归属感的代价，“大厂外包”仍有着神奇的吸引力，吸引着求职者不断走入这座“围城”。

与陈歌不同的是，赵雯（化名）选择了留下。同样作为应届毕业生，赵雯在试用期内被心仪的工作辞退，重新海投简历后，互联网大厂外包成为了她的“救命稻草”。赵雯告诉财新，外包的岗位面试和入职流程相对推进得比较快，“如果是正职员工，面试五到六轮，耗时一个月都是很有可能的，但外包岗位HR回复很快，我一面通过后就直接免除了二面。”

“大平台对我来说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如果能在工作中看到一些核心的文件，学习到有含金量的知识和工作方式，对个人的成长也有帮助，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赵雯表示，虽然大厂对外包人的“差别对待”让她有时觉得愤怒与无可奈何，比如一次她身体不适，却被告知外包没有权限使用医务室，但在大厂做外包，能够有一份不讨厌的工作与足够生活的薪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很幸运。“‘外包脏简历’只是一种预设，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真实的体验和感受。”

每次走进公司，看到办公楼前的绿植，她都会觉得那仿佛就是自己的缩影。“这些植物都是被租用来的，如果温度和光照导致它们状态不好，就会被换掉，换一批新的进来。或许外包就和这些植物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