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蹲”三年，一个26岁青年的困惑

【编者按】

一个找不到出路的青年，最后容纳他的地方，只有家吗？

26岁的余明，成为“家里蹲”三年了，这样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舒适惬意，甚至可以说毫无轻松可言。他每天躺在床上，不吃饭，有时打自己的头。

和余明一样的隐蔽青年，汇聚在网络群组中。自从消失在社会空间后，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被折叠进角落，少有人听见。

今年6月，我们联系上余明，他有很多话想说，他搞不懂，“像我这样无用的人为什么会出生？”他苦苦思索自己困境的来源，找不到答案。

成为“家里蹲”的前史，是余明不甘的挣扎：他出身农村，早早辍学，在社会上屡屡受挫。当痛苦越来越深，他退缩回了家中。他想过奋力生长出一个自我，但感觉到的是，他难以决定自己。

1980年5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曾刊登一封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在信中，潘晓叙说了自己不被理解的苦恼、孤独。信的最后，她说：“我相信青年们的心是相通的，也许我能从他们那里得到帮助。”

今天，我们报道余明的故事。他也有很多问题想问：人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生活变好？一个人如果“失败”了，要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

不出门的青年

头脑里的想法犹如乱麻，躺在床上，余明感到厌烦，又开始打自己的头。他26岁，正值青年，但2019年开始，他几乎没有出过家门，每天躺在床上。他故意伤害自己的身体，不吃饭，饿到快摔倒的时候，对付一口，大量地吸烟。这样的生活持续三年之久。

“在家里蹲10年整了，感觉蹲烦了，想找个活儿干”，5月，余明在贴吧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求助帖，自称从高一蹲到现在，因为长时间缺乏跟陌生人的交流，现在不敢出门。

配图里一只青蛙仰面倒地，花白肚皮，两腿叉开，双目呆愣，像是自嘲。后来，我才知道10年是他的夸张说法，在他眼里，没有正经工作都算家里蹲。

看到我留的约采信后，他很快联系了我，又急切地发来一千两百多字自述经历：他小时候在农村长大，高一才接触电脑游戏，结果一发不可收拾，逃课玩游戏。同时，他受到当地流传的“读书无用论”的影响，高一没读完便退学了。

之后，他跟着亲戚去重庆做装修，看到别墅区和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开着跑车，内心激起巨大的变化，“为什么人跟人有这么大差距？如果天生我才（材）必有用，那我这样无用的人为什么会出生？”

逐渐地，他堕入为出身而自卑的泥沼，坐公交地铁会因为别人一个远离的动作酸楚，路上会因为别人的时尚打扮无地自容，后面严重到无法上班，失去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只能蹲在家里。

他常常思考贫富差距问题，“社会发展的（得）太快了，一旦被甩下，就再也追不上了，除了留在原地自怨自艾，什么都做不到。”

现在，他急于改变困境，“如果您有什么办法能够引导一些年轻人回归社会，请务必那么做。”

我的内心受到了震动，为他对困境深刻的反思力，以及他愿意关心同类。他在自述的最后说：“我不觉得谁打娘胎生下来就是彻头彻尾的废物，希望每个人都能过充实的一生。”

像余明这样长期茧居家中的青年，被称为“隐蔽青年”。1998年，日本精神科医生斋藤环首次对其进行了定义：年轻人在未患有精神疾病的前提下，脱离社会至少半年，几乎拒绝参加所有社会活动，始终处于宅居在家中的状态。

在国内，这个群体常被形容为“家里蹲”或者“啃老”，有嘲讽懒惰之意，似乎这更多是个人因素所致，但研究论文指出，社会转型、就业等宏观因素是塑造隐蔽青年的根本。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师郭娟在论文《家庭关系的视角：隐蔽青年研究的可能路径》中介绍，就业市场的挤压逼迫年轻人在高压力、严苛的社会系统中寻找新出路，容易出现以逃避社会行为为特征的隐蔽青年，面临“失败”与不适应，这当中一部分人只有由家庭接盘，才能得以安身。

今年2月，我注意到“隐蔽青年”这一社会现象，试图了解他们真实的生存处境。但采访隐蔽青年是极其困难的事，他们隐匿在社交网络中，有的收到私信后直接拉黑；有的电话了一次，再发消息，却发现已被删除；有的极为社恐，始终不愿见面。

余明是唯一一个主动说明情况，并且愿意见面的人。根据他的说法，要是去年我联系他，他很可能不会理会，而现在他刚从河南老家回到曾经工作的重庆，准备“脱蹲”，回归社会。

脱蹲后，余明贴的墙纸。本文图片除特别标注外，均为 受访者供图

6月，我在重庆渝北区见到了余明。他一米七的个头，身型瘦小，站在火锅店门口，微侧身子，向我招了招手，仿佛腼腆稚嫩的高中生。我迎面走去，一进门看到他已经点了满满一桌的配菜，一副要招待客人的架势，我才恍然想起他已是26岁的青年。

吃完火锅，我们去他租过的小区，居民楼外部全部翻新，认不出当年的模样，他给保安递烟、打火，说着一口流利的重庆话，打听这栋楼这些年发生了什么。

我有些木然，见面前，余明曾对我说，“我在网上打字还行，跟陌生人说话很紧张”，他很小心地答应了采访，“您不嫌弃我不会说话就行。”离开居民楼后，我主动提起：“感觉你也不是很社恐。”

余明说，自己的紧张多出现在“能力不足” 的场合，比如面试或者看到有阶层差距的人，平时和保安、店员交流不会紧张，“感觉人人平等。”而他学会递烟是以前外出装修，小区规定外来车辆禁止进入，而他的工友给保安递烟、说好话，有时对方会放行。“很多这样的规则。”

那顿火锅中，他首先把话题切入到“隐蔽青年”现象。余明说，像他这样的群体是个大问题，并且会越来越宗教化，“因为人是社会的人，必须要找到认同感，在现实生活中，他找不到认同感，只有从网络上寻求认同感，加入抽象的组织，然后对反对他的人进行无差别攻击。”

除了“宗教化”以外，余明的口中还不时冒出很多术语，原子化、公平、垄断等等。这些都是他从网络上了解到的，现在余明统称这些词为“虚无缥缈的东西”。

到重庆后，余明正在找工作。最想做的工作是网络运营岗，想学点东西，“（因为）每天没事干就上网，有很多事情虽然没有做过，但都看过。”

网络运营岗的最低学历要求是大专，每通电话打过去，余明都诚恳地表示，他没经验，愿意学，工资无所谓，可以干一段时间，您看可以就留下，不行就走人。打了八九通电话，每次对方都说“等消息”，却没有了音信。

这几天，他放弃投简历了，想到了提升学历，先自考大专，再考本科。他估算了下，需要四年半，但到时他已经30岁了，想到这里，他有点气馁。但他想如果真需要学历，他只能白天抽空备考，晚上跑单送外卖。

余明还说，当下他能找到的工作只有保安。我顺势问，为什么不愿意干保安呢？他皱着眉说，“保安不能干一辈子吧，就算能干一辈子。挣钱太少了，而且没有进步，那等着你的就一定是淘汰。”

他态度坚硬，我没机会开口。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余明去电瓶车电池租赁店，遇到几个外卖员，打听了送外卖的门路，我带着一种总想立马帮他找到出路的想法，又问他是否愿意做外卖员。

“我不会去干任何没有成长的行业……”余明说，他还是想做“紧跟时代”的工作，这样能看到一个行业变迁的趋势，最想做的是去证券公司上班，这样能接触到各个公司的领导，“这个对你开阔视野的帮助太大了，你如果在那里面上班的话，想做点什么就太轻而易举了。”但他又说，听说券商招聘不看学校，只看能带来多少资金，他知道自己进不去，“只是想想。”

这一天聊到最后，我感觉有点疲惫，我内心期待他接受当下，再慢慢寻找机会，但他似乎没有这样的想法。

辍学

第二天早上，我给他发消息，约定在他家附近的社区门口见面。会合后，我们一起走到附近的公园。余明告诉我，他偶尔散心，可能会去这个公园。

重庆地势高低起伏，远处白雾茫茫。我们沿着马路爬坡，车流声和喇叭声吵闹，两人变得沉默。余明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说：“我感觉我们所谓的自卑啊，可能也是自己看不起自己。你在外面走着，没那么多人看你的，都看不见，怎么能看不起？”

他转头看着我，自嘲地笑了笑：“等什么时候感觉无所谓了，可能也就是摆烂了？还是跟自己和解了？”

不过，余明说，在进入社会之前，他不是这样的。

1997年，他出生在河南省汤阴县的村庄里，家住两层水泥平房。小时候，他常常骑着自行车在村庄间穿梭，到处玩。春节，父亲还会从远方捎回来音箱，他度过了一个简单快乐的童年。

余明老家的灶台。

他的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是药厂工人，父亲一年到头跟着工程走，承担了家庭的主要生计。

每年回家，父亲总会和他说起在外干活的趣事，比如云南香蕉特别便宜，一块钱买了很多，和工友一起吃都吃不完；再比如在云南买了一碗羊肉汤，肉很多，老家的羊肉汤几乎只有汤水。

为了让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余明的父母特意在县城买下了50平米的陪读房，余明在村小读完一年级后，他们就把他送到县城小学。

这时起，年仅8岁的余明便离开了农村。母亲辞职照顾他的生活，由于乡镇交通不便，母子俩只有逢年过节才回到老家。

余明告诉我，他从小能感受到，父母在意他的学习，会联系老师询问他的情况，还经常对他说，“读了书以后能过好日子”，但是他并不能理解，眼前的生活并未让他感觉辛苦。对他来说，读书意味着“给家里完成任务”。

如此读完了初中，2012年，余明中考结束，他的成绩距离县城最好重点中学的分数线差0.5分，他的父亲花了几千块钱找关系，将他送入了重点高中。

余明回忆，进入新学校后，他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卑。

身边的同学都在讨论各种游戏，而他从未接触过互联网。第一次去网吧，他不知道怎么开机，还是同学帮忙按的开机键。

玩起来后，游戏深深吸引了他。坐在教室里上课，他的大脑仍会控制不住地模拟游戏的场景，而之前他能接触到的娱乐活动不外乎踢球、卡片、玻璃弹珠。

为了玩游戏，他晚自习和同学翻墙到网吧通宵，早上再回到教室睡觉。一星期100块的饭费，他拿出80块用在游戏上，常常饿肚子。

开学刚过两个月，他就被叫家长了。父亲在电话里生气地责问他，他硬气地回嘴：“我说我玩又怎么了？只要不影响我成绩就行，我想玩就玩。”

游戏越玩越疯狂，余明说，那是因为生出了“报复”心理。班级里起码有一半的同学家里有电脑，他内心埋怨父母，“为什么我不能从小拥有一台电脑呢？”他不敢直接要求，因为前两年奶奶乳腺癌，已经掏空了家里的钱。这其间，他曾暗示母亲，但这轻微的希求声被忽略了。

高中的课程不再像初中一样，考前临门能一脚赶上。余明光顾着玩，等到高一下学期准备追成绩时，发现功课量太大，赶不上了。

影响他的还有“读书无用论”。余明记得，他上高一那会，身边的同学都说“学不学无所谓”。如今，他无法说清这些声音是谁传出来的，如何传播的，但当时的学生都在说，而他相信了。

最贴近他经验的例子是，村子里的包工头小学都没读过，但开豪车、穿西装，经常请人吃饭，还有大学生在工地上给他做财务。

那会，他在普通班，重点班被单独安排在对面教学楼，每次余明五点半起床去教室，对面的灯已经亮了，十点下晚自习，对面的灯还是亮着。课间时分，他也没看到他们出来透风。他纳闷，学得这么苦，这有什么用吗？

尽管他从小成绩优异，初中还曾代表学校到县里参加物理竞赛，“没有一天喜欢过读书”，余明坚定地说。

中考英语考试前，即使老师提醒过简答题抄一下题干或原文可能都有分，但他最终只把选择题胡乱填完，简答题全部空着，因为“没意义，没劲”。

最终导致余明做出休学决定的是一件事。那一晚，余明逃课被发现，班主任打电话给家长。父亲在电话里故意虎他，要是天天玩就别读书了，不行就去打工。

余明说，不读就不读。

2013年春天，余明16岁，他休学了。坐在前往太原的火车上，他想到马上能挣钱买电脑了，兴奋不已。他以为，外面的生活应该很好。

社会

刚来到工地，一线体力劳动辛苦与脏污的景象，赤裸裸地展露在余明面前。他没想到，父亲是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最先让他震撼的是工地上的饭菜，米汤没有米，只有汤水。馒头被水泡花了，咸菜一点油水也没有。那晚，他宁愿挨饿也不吃饭。

他带着自嘲的语气，向我历数他在工地干过的活：他先是被派去把水泥铲到推车上。他身体瘦弱，在老家只做过掰玉米、拔草的农活，铲不动水泥。后来又被派去铲沙子、搬砖块、开线盒。最后，他绑钢筋、开升降电梯，总算干得动了。很明显，他看穿了父亲是想吓退他。

干活时，他有些恍然，怎么前两天还在学校，现在就到工地了，他有时会哭。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工友下班便去嫖娼。在废木板堆起的临时饭桌上，他们吃饭、打牌，随时会提起嫖娼的话头，“那女的……怎么样”，笑声此起彼应，有起哄的，还有拿人开玩笑的。

余明发现，除了女性，一同遭到嘲笑的还有残障工人。在他的理解里，在封闭的建筑工地，“人性之恶”被放大了。

“都跟行尸走肉差不多”，余明说。他回忆起，在学校，他有一群朋友，有钱一起花，离开学校后，他才知道休学那一天，同伴在他书桌里放了一兜零食，他没来得及说一声道别。他告诉我，这些同伴现在处对象反对婚前同房，“对女性负责。”

余明说，那时他曾向父亲提出，想回去读书。但父亲反问他，是想回去玩还是读书？余明诚实地回答，是想回去玩。他记得父亲说，那不可能。

那是2013年，全国房地产行业高歌猛进的一年。据国家统计局消息，在整个房地产开发投资的金额中，西部（包括重庆）的增长为22.6%。新一轮房地产的扩张，直接带动了家庭装修行业的发展，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行业涌入了一大批工人，不适应工地的余明在父亲的安排下，跟着叔叔开始学做贴墙纸。

刚去到重庆，新鲜的城市生活令余明悸动，尤其是轻轨，居然可以从居民楼中间一穿而过。他迷住了，正好进出站只收一次钱，他来回乘了很多遍。

他对装修工作很满意，跟着叔叔做学徒，每天提着机器出门。当时装修市场好，叔叔做装修有了点名声，有机会挑有钱人家的活，一次挣的钱是普通人家的好几倍。

进到有钱的业主家时，余明为豪华生活所惊诧，就像从电视里搬出来的一样——健身房、游泳池、电影院。他好奇极了，到处参观，跟管高尔夫球场的工作人员说好话，让他进去看一眼，但被拒绝了。

还有一次，他看到了一台留声机，像他在上海老电影里看过的那种，伸手想摸，结果被叔叔制止，“你不要乱动人家东西”，他总是被这样提醒。

贴墙纸的活不难，主要步骤是裁剪、涂胶、铺平，他学得很快，一个月就上手了。那会，他们进账多则上万，少则一千。余明相信“努力就有收获”，渴望“大展宏图”。他计划着，等赚了钱，先弄个墙纸店老板当当。如果经营得好，他还可以开连锁店。

余明在打胶水。

有时，他们也跟房地产承包商对接装修活，有到外地做活的机会，余明兴致很高，特别向往大城市，先后去了杭州、武汉、成都。去杭州的时候，其他工友干累了躺在床上不想动，他老往外跑。

过了一年半，余明的父亲看装修工作前景好，跟着来了重庆。余明向父亲要了自己之前干活挣的4000块钱，买了人生第一台电脑。

“特别开心”，刚拥有电脑，余明上瘾了般，晚上下班回家，玩到凌晨四五点。第二天干活昏昏欲睡。有时裁剪不齐，有时铺得不平整，老被扣钱。

过了两周，有一天他正在玩游戏，父亲怎么喊他都不停，大声训斥，让出来谈话，问他准备以后怎么样？

他赌气说，就这样。他还没反应过来，父亲急了，抓起干活的麻袋甩向他，袋子里有电钻，余明的头立刻流血了。

父子俩冷战了几天，父亲哭着向余明道歉，没被接受。余明问父亲要来了自己挣的一万多块钱，一个人带着台式电脑，跑到老小区租房，不再跟着父亲和叔叔做装修。

余明说，独自租房后，他第一次获得“完整的自由”，游戏玩得昏天黑地，想睡就睡，饿了就吃，吃饱了又玩。他一度以为这是他想要的完美生活，“我觉得人生理想实现了。”

完美生活持续了一个月，有一次，余明吃完饭坐回电脑前，他盯着看，不知道做什么。他发现，没有朋友一起“开黑”，打游戏变得没有意思了，而此时他的朋友都在上学。这是他离开学校之后，第一次体会到孤独。

余明曾经租住的房子，房租500块一个月。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摄

“落差”

一个多月后，手头的钱越来越少，余明开始跟着一个先前认识的武汉大哥做装修，没活就呆家里看点动漫。但大哥的活太少了，他在网上又找了一份游戏代练的兼职，帮人打段位，水平不好，只挣了几百。后来，他做过网购刷单、卖过成人软件，一两个星期挣一千多，再难找到活。

2015年夏天，余明母亲带着妹妹从老家到重庆生活，不停给已独自租房半年的余明打电话，让他回家，再加上父亲又一次郑重道歉，即使父子俩依旧有芥蒂，余明同意回家了。

他继续跟着父亲和叔叔贴墙纸，也很少通宵玩游戏，按部就班工作了一阵子。但身边人并不知道，他的内心出现了异样。

他越来越感受到豪华生活带来的强烈冲击。那时候他的心不在游戏上了，“感觉人家的生活好像比游戏要有趣得多。”他开始感觉到自己之前的目标难以启齿，“你说一个人的人生追求就是买台电脑，这不可笑吗？”

他内心时常有无名的怒火涌上来，状态时好时坏，好点了就能去上班，差了就上不了班，一年只有半年的时间在工作。那时，余明刚满18岁。

余明说，以前在老家县城，他所看到的贫富差距在可接受范围内，所以只能说是羡慕。最早他羡慕过六年级同学的变档自行车，他们霸凌过余明。

放学时，这些男生骑着大几千的崭新变档自行车，经过他身边时伸脚踢他的自行车——一辆比较破旧、父亲捡来后改装的车。

以前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明明有三个同学和他一起转学过来，却唯独他受欺负？进入社会后的生活让他有了新的体会——个别装修经理对待业主和老板说话“极其谄媚”，而对于他们这些普通装修工人则是“大呼小叫”。这样的区别对待和小学霸凌他的同学相似，他们给父母是公务员的同学买雪糕，却从来不会过问他。

那场霸凌的结局，余明说，后来他忍了一个月，“顶不住了。”他撕心裂肺地哭着告诉父母，无论如何都不上学了。父母拗不过他，考虑到他成绩好，便同意他在家自学，没再回小学。

“受欺负肯定接受不了，人人都接受不了。”和休学时一样，他开始无法继续干装修活。父母以为他只是不喜欢干装修，托亲戚关系给他找房产中介的工作。但没人找他买房，一个月只租出去两套，开业绩会经常挨批。还有客户私下说，“你找个小孩卖房，谁相信你？”

他提起一件冲击了价值观的事：当时店里区域经理的亲叔叔找经理买房子，经理多收了他叔二十多万，老板得知后，还夸这位经理有本事，给公司带来了效益。

“我老老实实地上班，什么都按章程办，反倒在哪也不受欢迎，那些耍滑头的，反倒是走到哪都受人欢迎。”余明很气忿，这位区域经理后来自己开了分店。

这是他第一次产生了无法融入社会的感觉。他还想到，以前经常去装修的豪华KTV，表面上老板是政府工作人员的亲戚，实际上是两个人合伙经营。他发现学校教育里强调的品德，在社会上行不通。

余明说，当时他心理状态越来越差，在外工作他感觉火气上来了，马上跑到卫生间拿水冲一下；他还开始大量地抽烟，希望让内心平静；在家里就打头、打身体，不停地想，为什么坏人能挣钱，为什么好人要吃苦？

他下定决心要挣钱，要当恶人。

“位置”

我们第一次见面，在嘈杂的奶茶店里，余明滔滔不绝地分享了解到的理论，以解释自己为什么心理失衡沦为家里蹲。采访到第三天，我终于问出了一直想问的问题：“你辍学真的是因为游戏吗？”

我想了解的是他心理失衡的起点，他在自述中曾说，第一次自卑是接触到游戏。

这次，关于辍学的原因，除了游戏和读书无用论，他提到如果自己一直在镇上读高中，没接触到游戏，没有和同龄人比较，可能也不会辍学了。

“别人有，我没有，我一直挺在意这个”，余明直截说。

他说，当时他没玩过游戏，会偷偷地把同学说过的游戏名字都记下来，私下去体验，“想跟别人一样嘛。”他又主动解释，其实高中没有同学排斥他，“我总感觉我好像一直在自己排斥自己，人家当时对我也挺好的，没有说你一个土包子，连游戏也没玩过。”

游戏似乎在他心里承载了更大的意义，我不知道是什么：“或许你是想跟他们一样？融入他们？要不然你觉得自己都不会玩的话，你就是一个边缘人？”

“对，对，对。”他好像想通了当时的心理。

“为什么一定要成为集体中的一分子？”

“边缘要受欺负”，余明再次想到了六年级被霸凌的事，他说初中没被霸凌是因为他朋友多，“我是沾大多数的光。”余明说，他现在也很害怕边缘。

这一天早上，我们曾经过一家生鲜配送店，门口很多骑手在等待派单。此时，我向他提议可以考虑做外卖员。

“我不知道这么想对不对，我觉得以后像这种低端工作会被清除。”他声音往下降，神情苦涩。

“虽然他们人很多，但你其实认为这是边缘工种？”

“对。”余明解释，他也不是说想当大人物，“我只想成为能生存下去的主流。”

我们再次谈及那场霸凌。被霸凌后，休学在家的日子里，他认真思考了这件事，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他慢热，刚转来新班级朋友少，而他的妈妈要照顾妹妹，无法接送他上下学。于是，他决定在初中“重新开始”。

在初中入学考中，余明考到全校第七名，但第一次月考，他的成绩剧烈下滑。父亲为此气恼，不知道他把精力都放在了“搞人际关系”上。

一个念头早已在少年心里滋长：“我个子不高，力量也不强，肯定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那么我多认识点人，这样的话，谁欺负我？”于是，他天天跟同学一起玩，上课有人和他说话，他也积极回应。

渐渐地，余明自觉性格发生了改变，以前他虽然和同学关系好，但敢和同学起冲突，但这时起，他变得常常迎合他人，甚至故意附和强者。

他也成为了霸凌者。他初中的宿舍一共住30个人，他和隔壁班的同学混寝。有一晚，寝室熄灯了，隔壁班一个高大强壮的男生毫无缘由地领头往余明同班同学的床上尿尿，轮到余明时，他憋红了脸，终究还是在同学的床上撒了尿。

我愣住了：“你自己曾经不也是被欺凌的对象吗？”

“我知道他的心情一定是很难过的。”他语气低沉，“没有办法，如果不跟着他一起欺负那个孩子，我就会沦为他。”

余明说：“那个真的很害怕的，我们宿舍住着将近30个人，我感觉如果是你可能也会害怕，就是这20个人如果打你的话……”

后来，带头霸凌的男生把被尿床的男生摁到床上扇耳光，“扇了很久很久，我记不清多久了。”余明记得，男孩一哭，对方就打得更厉害，没有一个人出来阻拦。

第二天，他给那位被欺负的同学买了零食和饮料，并私下道歉，但是对方直接扔了。那周日回到家，余明偷偷哭了。

我以为这件事会改变他的想法。但余明说，后来有一次，他路过女生宿舍区，大门没有关，他看到一群女生围着一个女生，拿着带有毛刺的铁管往对方身上打。

“很绝望”，余明说，他看到那个女生，想起曾经被欺负的自己。

回溯这些霸凌事件时，他的眼神变得无助。我不再提问。

在那之后，余明如愿度过了安全的初中三年。到了高中，交友、融入集体已经成了他的习惯。又或者说，是成为主流、不要挨打。

“我一直提到，我应该有一个位置”，他再次提到刚出来打工的那段时光，在学校里，他和大多数人在一起，离开学校，买了电脑，作为游戏爱好者，也是多数人的一份子，但是自从他对游戏失去兴趣，朋友离他远去，身边的工友又比他年长，他发现“在这个时候就是哪边都没有我”。

“我感觉人不能决定自己”，余明回忆，早在校园霸凌之前，他受家庭环境影响，已经养成软弱敏感的性格。在家，情绪表达是被禁止的。他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写字难看会挨打，他被打后哭，父母不允许他哭。他想把自己关到房间里躲一躲，父亲也不允许，边吼边踹门。

和父亲相处，他需要倍加小心。余明说，他小时候要不断揣摩父亲的话语，试探究竟说什么话，才不至于惹恼父亲，所以那时他“撒谎成性”。

另一面，父母经常念叨自己的不容易，比方说，特意把鱼肉省给他吃，自己只吃鱼头和鱼尾，“好像自己不是被爱护着长大的，而是（被）债务压着长大的。”

在余明的感受中，离开奶奶，跟随父母到县城求学后，他的生活便一直被束缚。

“傀儡”，余明这样形容自己。

“摆烂”

采访的第四天，我和余明一起来到他2018年创业的公司旧址。白天的重庆观音桥商圈，就像沸腾的火锅，火热喧闹。这里的商城和其他地方并无二致，但镶嵌在重庆起落顿挫的地势中，立身其间，四面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大厦，仿佛顷刻要向我压来。

观音桥商圈。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摄

右边的高楼是余明公司的旧址。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摄

“所有的（商店）都不敢逛”，余明难受的是，当他走在路上，年轻人打扮精致，这么高兴，而他自己却那么不高兴。他还告诉我，创业失败之后，他只有一次送妹妹来蛋糕店，因为害怕，他再未来过观音桥。

说是创业，那相当于余明“做恶人”的第一次正式尝试。2018年5月，他向家里要了8万，准备自己开游戏科技公司，主要业务是通过让玩家充值，从上游游戏公司赚提成。

公司刚起步，为了拿下游戏代理权，他故意夸大了公司规模和个人业绩，“给他吹了半天”，他颇为得意地说，“说难听点，当时拿到这个项目都是靠骗的。”

在员工管理方面，他模仿互联网公司的末位淘汰理念，只要人来了都要，干得差的走。为了招人便利，他特意在求职网站上充值了1万，让公司竞价排名靠前。公司选址在观音桥这样租金昂贵的地方，也是因为他认为人流大，招人方便。

创业头一个月，一个员工拉到了做生意的小富二代玩家充了几万。二月初又拉到了一个士官，也充值了不少。

那段时间，他自觉特别努力，每天晚上都总结需要改进的地方，有时还请同行吃饭、喝咖啡，请教如何改进管理方式。

到第二个月底，余明隐约有了危机感，不再有玩家充值，店租、员工的房租和工资慢慢超出了收入，他向父亲又要了2万。五个月后，余明的工作室彻底倒闭。

这次创业之前，余明不是没有做过别的努力。他先后在两家游戏科技公司工作过。那是2017年，余明的状态时好时坏，好了就出门干活，坏了就躺在家里。到了年底，余明的状态好转了一点，他“接受自己是个平庸的人”，于是第一次正式求职，没有学历，工作机会很少，当时他唯一能接触到的工作，名字听起来不错，叫“游戏策划”。

刚去公司上班，主管什么都没安排，让他玩游戏，余明“懵了”，但还是照做了。玩了三天，主管又让他去其他游戏里招愿意测试他们公司游戏的玩家，如果对方玩了之后充钱，他就有提成。当时，他对工作模式有所怀疑，还上网搜索，心想在其他游戏里宣传自己的游戏，属于公平竞争，不违法，“这活能干。”

但干着干着他发现不对劲，主管让他扮演成女玩家，通过跟男玩家处对象的方式，让男玩家在游戏里充值。公司总结了一整页的话术，对方说什么、怎么回都有攻略。余明觉得“很别扭”。

他心里也内疚，要是骗到当兵的，想着对方不赌博、不嫖娼，算是单纯的人。如果一次次上当，被战友嘲笑“你的钱被人家骗啦，你真傻”，相当于“把人往坏的道路上逼”。

干了两个月，他的业绩也不好，经常复制粘贴话术，“骗人都骗不明白。”相反，他注意到同事整天像心理学研究一样，钻研男性心理，业绩比他好。

他回忆，当时他的心态又回到了之前的状态，不停地想，为什么坏人能挣钱？为什么好人要吃苦？

在这样的状态下，余明萌生了创业的念头。

他听说重庆万州区的游戏科技公司做得更好，他去一家公司，边做边学了一个月，认为把流程弄明白了。他特意跟主管搞好关系，看到了后台信息，他希望借此搞懂怎么找玩家，怎么稳定玩家，怎么提高玩家留存率。

“算是从道德上摆烂了。”余明说，他当时在和自己赌气。

但他难以完全按照这番意旨行事，良心无法自抑地不安、摇摆，一同创业的合伙人嫖娼，他去派出所捞人，仍觉得不耻。

关于那次创业失败的原因，他总结为成本控制问题，公司租金、员工宿舍房租等费用都过大。

“天塌了，不是说这个工作失败了，给我的感觉是我的人生失败了。”回想创业的心态，余明说，他也想证明自己“也许不那么平凡”。

“越努力受的打击越大。”对余明来说，感到挫败的核心原因是，当时有同事和他同时从前公司跳出来创业，对方家境和他差不多，年龄还比他小一岁。余明公司倒闭的时候，对方刚开第二家分店，“如果我不是一个没用的人，为什么会输？”

之前，他原以为在社会上混得不好的人都是心地善良的人，现在他转变思想，做恶人了，依然赚不到钱。

他得出了新的结论，赚钱多少纯粹是能力问题，开始觉得自己是“废物”。“现在是文明社会，像以前原始部落，这种干啥啥不行的人，肯定会被族群抛弃的。”他拔高了音量说。

他内心的火来得更频繁了，余明说，严重的时候，他甚至产生了杀人的念头，只能通过拿拳头砸墙泄愤。

父亲想让他去看精神科医生，母亲求助神婆，给他做法事。让他站在阳台上，在四周放一圈黄色的符咒，点燃后，嘴里念念有词。

创业失败后的半年多，他过得昏昏沉沉，到2019年夏天，他不记得是家人提议，还是自己的想法，他回了老家散心。关于那段时间怎么度过的，他只记得只有吃饭和买卫生纸才出门。再细问，他说，“忘了，那段时间的记忆什么也没有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从父母那里拿了将近两万回老家，本来想创业做自媒体，但“迈不开步”，最后这笔钱被他用来买电脑零件，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脑。

余明买配件自己组装的电脑。

到了年底，他找了一份小区保安的工作。据他的说法，当时再就业的心态是，“当个保安，一直当到老，老了死了拉倒。”他每天早上打卡，巡完楼坐到亭子里，下午再巡楼一次，工作就完成了。

在做保安工作的第9天，余明产生了自杀的冲动，他打电话给母亲求救，母亲让他赶紧回重庆。此后三年，他几乎不出门，也断绝了和朋友的联系。这是他真正意义上“家里蹲”的开始。

一代代

离开重庆前，我到了余明父母居住的社区。在这里，他度过了在家里蹲三年多的时间。

那是一个老旧的小区，过道里的墙面污垢遍布，但他们的屋子整洁，瓷砖地面锃亮，客厅的墙边放着一个黑色装修工具包。我说明此次来访，是想了解隐蔽青年本人和他的家庭的困惑。

余明家所在的社区。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摄

余明曾说，2019年年底，他回重庆父母家后，一进门，母亲抱着他哭了。之后，母亲又开始给他做法事。他每次都任由母亲摆弄，因为一反抗，母亲就哭。父亲有意无意地说，“你看吧，都说养儿防老，到我们这儿没用了。”

父母的争吵也变多，还摔坏了一部手机。当时的家庭氛围“死气沉沉”。

我们围坐在一起，父亲余成林坦率地说，刚开始孩子遇到困惑，自己“老传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爷爷、我父亲到我，一代代传下来就是这么生活的，怎么到他那就变了呢？”“这么生活”，指按部就班地打工、结婚、生子。

他在河南农村出生，初一辍学，19岁相亲结婚，22岁有了儿子。余成林说，到了30岁他才意识到要为家庭付出，这时儿子已经8岁了。后来的几十年，他赚钱养家，一直被责任推着走。他在全国建筑工地干各类活，值得一提的经历是，2008年奥运会为了保障用电，在内蒙古专门建了一个供电站，余成林便在那个供电站做工，负责把钢结构焊在一起。

从他发现和孩子沟通有问题之后，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我结婚为了什么？我生孩子为了什么？我现在工作为了什么？然后我越想越觉得，我这个人生过得好像就没什么意义。”余成林兀自说。

为解开困惑，他去业主家装修，会和业主聊天，了解他们孩子的情况，他发现年轻人的想法很不一样。他举例子，以前他们那一代人是条件不好结不了婚，为什么这一代人条件好了反而不结婚？

我问：“在余明读书时期，对他的人生有什么期待吗？”

“小地方人思想比较简单”，多数时候都是余成林在表达，这时余明母亲徐晓娟小心接过了话，语速慢而温和，她穿着睡裙，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手摩挲着裙摆。

余成林继续说，他只想着让孩子好好学习，不要像他那样做体力活，可以坐办公室“指挥一下”。上小学的时候，为了帮助儿子学习，他在QQ上加了很多大学生、老师，儿子不会的题，他就去请教别人，再告诉儿子。但是到了五年级，功课难度变大，他就教不了了。后来，这对父母能做的只有尽最大努力把孩子往好的学校里送。

直到孩子的成绩出现问题，他们束手无策，“因为我不懂怎么教育，总是说你要好好学习，（但）他怎么样好好学习？”他的语气变得激烈。

“（高中）辍学那个问题我是一直纠结的”，余成林犹豫着提起，他说自己一直在外地打工，不了解孩子的具体情况，他始终认为孩子没有告诉他真相。最初他问过儿子，是在学校受欺负了还是怎么了，想帮忙解决。儿子只是说，不是，反正不想上了。

“他那会就没心思学了应该是”，徐晓娟回忆，当时自己晚上跑了好几个游戏厅找到儿子，苦口婆心地劝也没有结果。来了重庆之后很久，她才了解到儿子当时的想法是，学习不学习无所谓，只要有能力就行。

他们面对孩子越来越没辙。直到高一时，余成林要求余明在读书与打工之间做抉择。余成林说，他只是想用这种方法逼迫儿子读书——体验一下工地的苦，知道打工不容易，再回去读书。他记得他上初一成绩不好，老师越管教他越厌学，父母就让他去“锻炼”，最后他留在农村包房大队盖房子，从此成为了一名建筑工人。

“因为也没有其他方法可以给我使。”余成林无奈地说。

后来的事就是我所知道的，父子关系因为游戏的冲突冰冷到了极点。回想起那个时刻，余成林还能感受到自己内心的那股愤怒，“最极端的时候，因为他玩那个游戏，我生气到想把他手给剁了，养他一辈子”，他看着我，“那会儿如果你是创建游戏的人在我这里，我立马会杀掉你。”

余成林说，儿子搬出去，仿佛跟家庭切断了联系。他去找过余明一次，看到儿子住的楼道很脏，没有窗户和阳光，而且儿子工作没找到，钱也花光了。余成林意识到，强制孩子不玩游戏是不行了，要想办法接回来，再慢慢引导。于是他先服软，给孩子道歉，余明这才回到了家。

从这时候开始，他看到儿子玩游戏不再劝阻，只是建议他白天玩，不要晚上玩。可儿子告诉他，别人都晚上玩，他白天没人玩。他笑着对我回忆，“那我生气也没辙了，玩就玩吧，不管他了。”

父子间的关系到余明创业的时候才有所改善。“那个时候很自信，回来跟我们讲话啊，我们父子之间也有笑脸，沟通也好很多。”余成林说。徐晓娟也记得，自从离开学校之后，儿子就没这么开心过了，尽管她看得出来儿子熬夜工作很累。

余明创业的失败，夫妻俩是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的。那时儿子不接电话，还住在宿舍里，她担心儿子，只能自己去找，敲门，喊他回家。

过了三个月后，余明才回到家来，但从此过上了不出门的生活。

余成林说，那时他想到孩子没办法改变了，只能先改变自己，用他的原话，“我去努力接近他。”他每天给儿子做他爱吃的，买他喜欢的饮料，吃饭的时候找儿子搭话。有时，他和妻子干完活回来，儿子却在睡觉，他也生气，但还是给儿子做饭。

逐渐，余成林发现儿子对自己态度发生了变化，慢慢开始说话。现在，一家四口有时聊天到半夜一两点。

“后来我看到的父母是改变过的”，余明特意嘱咐过我，因此，在他父母家，我没有再提起童年时他在家感受到的压抑。

徐晓娟说，现在生活挺开心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儿子没工作，但是他们也没太在意，儿子找到喜欢的工作最好，钱多钱少无所谓。

“他想要的那种理想生活，我们无能为力。”余成林继续说，他不了解儿子喜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也没办法帮儿子找到喜欢的工作。

在给余明提供10万创业和接近2万做自媒体之外，2021年，他们又给了余明30万炒股。“现在我们大部分的钱到了他手里”，余成林说。

在余成林眼里，儿子只是缺少机遇，他提起了一件让他和妻子都骄傲的旧事。儿子读小学三四年级时，有一天放学，拿回家一张数学考卷，老师在上面写了一段评语，“老师说余明想出一种解题方法，连老师都没想到，老师很欣慰。”

有时候，看到儿子痛苦，余成林也想过，如果之前没把孩子送到县城读书、打工，一直在农村生活，儿子现在可能想得少，也挺快乐的，也许孙子都上学了。

“脱蹲”

家里蹲那段时间，余明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成。他睡觉，发呆。上网看很多信息，新闻报道里提到治疗癌症的药，他就去搜索是否属实，还看新闻、历史、科学等等板块的内容。“烂着也是烂着，躺着睡觉，醒了呢？你总得干点什么。”

他还私信攻击展示游戏奢侈物的博主，“你自己没本事，靠家里面的钱，你做的这些视频也没什么人看，你离开这个平台狗屁都不是。”

“当时很偏激的。”他回忆。

这段在他人生中持续了三年的生活，余明似乎很难再追忆了，“浑浑噩噩的，每天差不多，没什么好说的。”

拿30万炒股，也是在家里蹲期间发生的，余明自我评价：“因为魔怔了。”他在网络上学习了金融知识，拿到钱马上投进了股市，“在当时那种状态的话，如果说拿我的命能赌什么东西，我感觉我都会去赌的。”他买了两支股，一支是口腔医疗，一支是实验室测药，目前亏损了10万，还剩下20万。

如今，和我坐在一起，余明反思过去说，“人无能到极点，只有愤怒了。”他举了个例子，就像著名的条件反射实验巴甫洛夫训狗，当猎犬完成一个动作，必须阶段性奖励，这样狗很满足，愿意学。同理，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上一直走在负反馈的道路上，就会越走越不顺。

余明对我说，他一直感谢父母没有放弃他，“如果家庭能够包容、理解你，你才有家里蹲的机会，如果家里不认你了，很多（年轻人）慢慢就演化成‘三和大神’了……如果我父母那时候放弃我的话，可能今天我就进公安局了或者发生什么事了。”

余明记得，去年父亲对自己说：“我难过了这么多年，你也难过了这么多年，我想明白了养儿防老不叫亲情，叫交易，以后我会尽最大可能帮助你。”

后来，余明决定脱蹲，融入社会，他提到影响他的一个关键性事件——庙会。

那是河南农村的习俗，今年春天，余明和同宗族的亲戚相聚。他看着亲戚们做菜吃饭，四爷爷打趣他，怎么还没结婚生子？余明说，他当时感觉很温暖、亲切，“他们不在乎你在外面混得好不好，成就大不大，在他们眼里，只要回去，你永远都是他们最亲切的后代。”有那么一瞬，他感觉小时候无忧无虑的日子回来了。

姨父开心地背手骑车，余明羡慕，他发现自己做事功利，很久没有纯粹的快乐了。

余明重新回到重庆，遗憾没办法带着老家的小狗。

庙会过后，他感觉一下子想通了，不想每天想“特别杂的东西”，比如在网上讨论国外战争形势。他决定把注意力放到身边来，去过“正常的生活”，在他的理解里，那就是工作，再结婚，生孩子，像大多数人一样。

“这是个契机”，余明说，“我思考了这么长时间，快十年了。”

余成林也记得，那一天的余明特别高兴，两人电话聊了6个小时，直到凌晨。

想要走出家门的另一个原因是，余明说自己现在“信命”了。家里蹲的日子，他总在抱怨，后来他看到哲学教授王德峰在讲座里说，自己年轻的时候不信命，后来发现做很多事运气不好，开始信命。余明说，他现在也进入了这个阶段，“我以前还老觉得自己能做成点什么，结果其实是不行的。”

他甚至觉得家里蹲时期，自己把失败的责任归因于环境、出身是一种逃避行为。他想了想又说，这也是让自己活下去的手段，“如果我把这些问题全部归咎于我一个人身上，然后得出结论我是一无是处的废物，就活不下去了。”

我问他，你后悔放弃读书吗？他干脆地回答，“再问多少次，我也不后悔。”最初，我们聊到校园生活的时候，他一度抗拒，习惯性地说，“对学校完全没有印象了”“现在把学校忘干净了”。

后来，他说，“如果天天想，就走不出来了。”他讲到高一那年，办完休学，离开学校大门的时候，他蹲在地上，一下子哭了。像是命运指引一般，他隐约感知到，“也许这辈子最好的生活就结束了。”

十年后，他重新讲起那个时刻，再次落泪。这是他在采访过程中，唯一流泪的片刻。

现在，余成林告诉我，他愿意照顾儿子到不能照顾为止，如果到时候他还不能自食其力，只有自然死去了，“说明这个社会就不适合你。”

“为什么不现在培养他自食其力的能力？”我不由得想到，当余成林夫妇有一天离开，余明该怎么办。

“我怎么样培养？”余成林反问我，“底层人能接触的、唯一改变命运的机会，就是好好学习。”

余成林说，一打工就是一辈子。他在工地上已经干了30年了。

我们采访结束后的6月26日，余明在微信里告诉我，他难得收到了一个面试机会，岗位是运营，他以为是帮助主播更好地发展、管理粉丝群。到了现场，对方给他看了一则视频，他想，这不就是软色情输出吗？把一个好好的姑娘培养成这样，他做不到。

7月27日，他又发来消息聊起近况，之前，我们一起去了观音桥后，他开始觉得出门没那么可怕了。最近，他找了份凌晨送奶员的工作，“终究还是不敢跟人交流，不过总算走出去了。”那三天凌晨，重庆暴雨，他送奶被淋湿生了病，感觉憋屈，索性跟着妹妹去云南同学家玩了。

凌晨暴雨，余明在送鲜奶。

余明之前送妹妹去舞蹈室，不敢进去，躲在墙角。

余明在云南的旅途中，看到的松鼠。

余明在云南看到了蓝天，他感慨工厂的烟吹到了老家，天经常灰蒙蒙的。

现在回到家，他继续跟着父母做装修。他的表弟大学毕业了，一本计算机专业，也没找到工作，他说感觉学历好像没想象得那么管用。

他自我批判道：“上学时期我就不努力，贪玩不写作业是常有的事，喜欢摆弄自己那点小聪明，还沾沾自喜，觉得用短时间就能掌握解题思路，根本不需要大量刷题和背诵，那是笨蛋才会做的事情，结果就是严重偏科，成绩赶不上一步一个脚印的同学。进入社会也没有好转，依然想着通过找窍门的方式迅速提高自己的生活档次，一度把那些个掮客投机者当成目标，最终啥也不是，既没有投机者的头脑，也没有劳动者的韧性。”

他称自己为失败者，但失败者也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问题在于，“有限的人生中没有人教过我应该怎么接受失败”，“我们生活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却连在平凡生活中找到幸福的能力都没有。”

这几段话的最后，他添了一句，“也不知道你嫌不嫌我烦。”

似乎仍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跳动。余明说，他现在不像五六十年代的人苦于没有饭吃，而是“没有路”。他很迷茫，想着是不是应该去学一门技术，但也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如果有谁能给我们指一条路，我感觉会好很多。”

余明并不觉得，像父亲想的那样一直生活在农村，问题就没了。如果有一天真的要举家迁回农村，他会痛苦，“彻底输了。”他好像卡住了，城市也不属于他，“我不知道我现在属于哪里了。”

家仿佛成了唯一可以托住他的地方。我到访那天，余成林对我说，这么多年，挣钱吃饭，一切是为了家庭。那天我最后离开，他和妻子一齐钻进厨房，准备拾掇晚饭。

谈话最后，我问余明：“你作为你自己，你想过什么样的人生？做什么样的工作？”

“不知道。”余明说。

自从离开学校，进入社会，除了刚买电脑开心了一阵，他很久没有感觉到放松快乐了。如果要说一个难得轻松的时刻，可能是今年，他回到老家，站在田地里，四面是一望无际的麦浪，他的内心久违地开阔，“你就别说我是什么样子了，整个人类群体灭绝了，其实也无所谓，宇宙也不在乎你，对不对？”

他回想起十年前，他16岁，跟随父亲，坐在去往太原工地的火车上。他匆匆带了几件衣服，简单提个包。那时他相信，努力就能过上好的生活。

在一望无际的麦地里，余明感受到自己的渺小。

海报设计 祝碧晨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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