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养老体系面临巨大压力

中国40多年前在一胎化政策下诞生的独生子女，现在正面临父母养老的巨大压力。虽然中国政府最近出台养老服务建设清单，但不论是经费来源，还是家庭成员的照护培训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或者是养老院的鱼龙混杂令人不放心，直至所谓的社区关怀电话十分不专业等...，他们不寄望国家能切实帮助到他们，甚至觉得这些官方“口说的”福利，不只是父母等不到，连他们这一辈可能也等不到。

中国国务院5月21日印发《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并公布《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以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危机。

这份服务清单列出12类对象，提供16项公共服务的基本任务和事项。比如，针对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发放高龄津贴；对经济困难的老人提供养老服务补贴和住宅改造成无障碍空间；一胎化家庭的老人可以优先入住公家养老机构；失能老人的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训，并给予职训补贴等。

据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亿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个百分点，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中国国家卫健委曾测算，到2035年左右，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超过总人口的三成，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养老金储备不足

中国资深媒体人阿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有七成省份的养老金都已经入不敷出。中国地产经济破灭，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加上3年疫情过后，大量的医保资金都被拿去建方舱医院了，很多地方的医保待遇都在减缩中。在这样的收支矛盾下，地方政府实际上很难再有钱去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或是兴建养老院。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今年2月底的一场论坛上表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各类养老金共计11.8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GDP比重10%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达到72%。

另一份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到2035年，养老金有耗尽的可能性。

阿强表示，中共中央下达的文件有分“政治任务”与“非政治任务”，比如退林还耕、建方舱医院、打疫苗、做核酸都是政治任务；但养老建设不是政治任务，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并非一定要去完成。

他说：“帮助老百姓的政策在中国从来都不是政治任务，所以很多政策下来以后，其实是没有办法落实的。”他说，早在数年前，国务院就已经强调要完善养老体系，“但到今天我们看不到一丁点动静”。

阿强说，除非中央给钱，否则地方不会去做，地方政府领会中央的政策是很“透彻”的，所以对地方来讲，能给中央省钱就给中央省钱，因此这项政策很难推行下去。

养老的困境

阿强并表示，中国很多地方的养老金很低，比如四川的农村，老人每个月只有120元人民币，“连生活都不够，要如何养老？”而有些地方即使有盖养老院，也不是人人都住得起。以上海为例，养老院的费用每人每月5000元人民币左右，以一个90年代退休的人来看，他的退休金比较高，每月约6000元，但住进去后每月就少掉5000元了，如果是两夫妇就要扣掉1万元。上海偏远一点的奉贤区比较便宜，收费大概每月3600元，但如果是2000年后退休的那一代职工的退休金，大概就2000至3000块钱而已，“怎么住得起现在一个月5000块钱的养老院呢？根本住不起的！”

阿强说，对中国而言，它的法律有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接下来的步骤，其实是子女要去负担了”。这次国务院印发的养老建设意见通知其实也有提到，子女要承担一部分责任，政府也只承担一部分责任。

事实上，中国在70年代末期实施的一胎化政策，加重了中国人口老化的危机，除劳动力青黄不接外，一胎化的父母现在来到了养老的人生阶段，而一胎化下的子女，也正面临着照顾父母病老的巨大压力。

南京的独生子女淑敏就是一个例子。她80多岁患有轻微阿兹海默症的父亲在2021年4月底摔了一交，髋关节骨折，做了髋关节关节置换手术，直到现在都还不停地在各个医院转院复健当中。

不断转院

她说，按照医保局的规定，康复病人在一家医院的疗程所能住院的时间就是20天左右，这也意味着这两年多来，他们平均每20天就要换一家医院去做复健，好不容易老人家稍微熟悉环境了，又要换一组医生、护士、康复师和复健手法，全部都要重新来过。她说，对一个正常人来说，每20天换一个新环境都受不了了，何况是80岁以上、对环境有所依赖的老年人。

她说：“这个过程当中耗费了太多的精力，这个是非常磨人的，所以这个对我们家属和病人来说，也是一个最大的伤害。”

她表示，随着父亲住院的时间越来越长，已经不只是原本骨折的问题，身体其他方面也出了问题，所以必须要去医院跟阿兹海默症做全方位的调理与治疗，不可能将爸爸送去医疗条件没有这么强的养老院。

除此之外，她说她有一个亲戚住在南京比较高级的中法合资的养老院。据亲戚所述，养老院刚开幕时，各方面的服务都非常好，但等过了三、四年之后，服务越来越差，而且收费越来越贵。该名亲戚对她说：“但凡是自己有一点办法的，能在家里呆得住的，绝对不会选择住养老院 。”

淑敏表示，亲戚住的养老院光住宿就要每月13000元人民币，如果请看护还要收取额外费用15000元，这样一个月就要将近3万元，“这对我的经济负担是巨大的增加”。

她表示，对她而言，她现在只想要有一个稳定健康的住院环境，不用一直在医院间转来转去。她说，政府发布的推进养老建设通知，“所有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如果要说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就是国家现在开始要重视养老这一块了，因为年轻人不生，老龄化的压力越来越大，就医、养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实在是不能不管了。

但她认为，对于一个有14亿人口的大国来说，怎么可能等到医疗养老的矛盾集中恶化到这种程度才开始去做，她说：“等你建立好了以后，我还不知道几代人都过去了。我觉得我这一辈、我自己都等不到这个希望，这是我的感觉。”

淑敏表示，针对《国家基本养老服务清单》中的第4条高龄津贴，这个是有的，但她在父亲生病住院时帮其领取才知道只有九十几块，不到100元，“非常少，就这么一点”。至于第7条和第8条的护理补贴和家庭养老支持服务，实际上住院两年多来的护工和费用，她都是自己找、自己付钱，“国家没有给我任何补贴”。

淑敏尤其对家庭成员参加照护培训的项目感到十分愤怒。她说以她为例，她家中就剩下她和爸爸，她的爸爸是失能者。如果她去培训了，爸爸谁来照顾，家中的家务谁来做，就算不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去培训的子女难道就不用去工作上班了吗，尤其失能者的照护培训必须是专业化的培训，“等于去培训的人其他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就拿那一点点的培训费，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家里的问题。这种话看了就生气，还不如你不要写”。

欠缺专业

淑敏表示，对于第12条的探访服务，她也有话要说，因为刚好在两周前，她接到了居委会的关怀电话，但对方显示的是手机号，言谈间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问：“妳爸爸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让她十分恼火，认为工作人员慰问探询的方式非常不专业。淑敏说：“如果说你要给我心理支持，我本来还心平气和的，你现在反而把我逗火起来。”

淑敏表示，政府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现有的慰问人员和护工变成真正的专业人士，而不是想着把家庭成员培训成专业护工。

中国官媒新华社说，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任务，要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并说到2025年，中国基本养老服务制度体系基本健全。

空头支票

旅美中国社会学家周孝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老人分为两种，一个是党内的中央干部，一个是党外的一般职工，如果是中共党员干部的养老生活优渥，还有特权，但广大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村的老人，“到老了就是等死，中国是个二元社会”。

他表示，政府在实行一胎化政策的时候，曾经说过“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到了2005年改成“养老不能全靠政府”，到了2012年变成“推迟退休好，自己来养老”，到了2018年甚至喊出“赡养老人是义务，推给政府很可耻”。

周孝正说：“共产党就骗这帮老百姓国家管养老，后来到了现在国家就不管了，因为政府这个共产党就是有组织的诈骗集团，中国老百姓就上当了。”

他说，事实证明政府并没有兑现当时的承诺，“政府来养老”最终沦为空头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