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富士康“逃疫”潮：工厂内外，被疫情撕裂的两个世界｜大陆｜深度｜端传媒 Initium Media

2022-11-07-郑州富士康“逃疫”潮：工厂内外，被疫情撕裂的两个世界｜大陆｜深度｜端传媒 Initium Media

“疫情可以让一个城市、一个村庄静默，富士康却可以集中在一起继续正常上班，甚至包括核酸阳性人员。”

2022年10月30日，中国河南郑州，富士康员工在防疫人员的安排下坐穿梭巴士回家。 摄：VCG via Getty Images

富士康郑州港区见习生罗珊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恐慌，不是身边陆续有工友感染，而是她听到“小道消息”说，自己所在的郑州富士康港区，将会变成降级Covid-19疫情的试验田：“要把新冠疫情改成二级流感”，疫情爆发后，不停工、不停产的工人就是试验品。

十月最后一周，越来越混乱、潦草的核酸检测，越来越多拖着箱子往外走的工友，让她感觉到，工厂与外面世界的一层隔离墙正在被人为打破。

用铁皮筑成的墙内，是被封锁的疫情，是整个十月都“一切照旧”的工作。墙外，是自10月下旬起开始陆续自发徒步回家的“逃疫”潮，如果不从铁皮围墙逃出去，近500万平方米的厂区内，俨然是另一个“无毒”世界。

10月29日，一些“富士康工人徒步返乡”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里，郑州富士康港区的一众外地打工人正步行穿过高速公路、田野等地回家。一些员工在社交媒体平台爆料，由于公司隔离制度混乱，阴性阳性混住，后勤保障不力等等原因，恐慌之下，大批员工才选择自行离开，徒步几日、几十公里返乡。

10月29日，35岁的返费工陈秋梅徒步走回了自己的老家，开封尉氏县的一个村。陈秋梅家里有两个孩子，老公没有工作，陈秋梅自己的学历停留在初中。此前，她年年外出打工为生，今年夏天，她经人介绍来到富士康港区。在十月底之前，陈秋梅“很感谢富士康，给我们这种农村的家庭带来稳定的收入”。

罗珊和多数工友其实不怎么担忧病毒本身，她们真正担忧的有两点，一是“不敢病”，担心“买不到药”；二是她们得到小道消息：“郑州富士康会被用来作为将新冠疫情改称为‘二级流感’的试验田”。

富士康在郑州一共拥有三个厂区，此次事件的主角郑州航空港厂区位于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是其中最大的一个厂区，占地总面积近 560万平方米 ，近二十万员工集中在周边豫康、枣园、山顶等至少八个宿舍小区居住。

这样一座规模庞大的电子帝国吸纳了整个河南省数十万劳动力，人群涵盖从刚离开学校的“00后”到为养家糊口的周边县镇居民。据财新 报导 ，郑州富士康港区员工人数目前约20万，接近一个中国小型县城规模。

十一国庆长假，富士康港区按惯例放了3天假，罗珊休完假后回去上班，发现厂区和住宿区都开始出现阳性患者，并且逐日增加。

她的发现是隐秘的。先是听说别的区有工人感染，然后是自己的片区，自己这一栋，甚至隔壁宿舍就有工友感染了。那段时间，厂区实行的仍然是混管检测（注：不超过10人的多人样本混合入同一检测管检测）制度，一旦出现阳性，整个管子里的人都会被拉到豫北某特定地点隔离。

富士康港区的员工宿舍分布在12个社区，每个社区至少有3栋公寓。据罗珊观察，她所在的社区可能是十月以来感染人数最密集的一个。就在10月31日半夜12时30分左右，她亲眼看见楼下拉走至少200人去隔离。

罗珊说，包括她在内的多数工友，其实都不怎么担忧病毒本身，“新冠疫情从2020年初到现在，我们自己感觉这个病毒严重性没那么大了。”她真正担忧的有两点，第一，是“不敢病”，因为“买不到药”。

这来自罗珊被隔离的亲身经历。10月16日，她前往厂区做了核酸，却不小心成了“同管异常”的密接，要被隔离半个月。

起初是在单独的宿舍隔离，从10月24日开始，她们被转移到恒大集团的一处安置房（注：安置房是政府为了拆迁用户建造的房屋）隔离，每个房间12个人。当时，有人发烧生病在群里求退烧药，但工作人员的回复，要么是“拿不到药”，要么是让等几天。

自从10月14日全区闭环管理之后，所有药店、商店就都关门了。“由于大家与外界是隔离的，基本只能靠自己挺过去，不敢病”，罗珊提起来忍不住哽咽。

罗珊的第二大担忧，是她从工友们那里得到小道消息：“郑州富士康会被当做一个试验区，用来试验将新冠疫情改称为‘二级流感’的田地”。

10月31日，也就是在富士康工人返乡潮已经引起大面积舆论轰动的时候，郑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为《新冠肺炎不可怕，可防可治，郑州权威专家来解答》的 文章 ，专家呼吁，“新冠病毒感染是自限性疾病，大家不用过于惊慌。”文章还表示，目前，最好的预防办法就是减少人员在公共空间的暴露时间，尽量避免人与人的接触，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新冠肺炎可防可治。

这与工人们过去一两年感受到的官方对Covid-19病毒的科普宣传并不一样，有一些什么东西，的确在水面下悄悄发生着改变。

10月14号，上完白班后，李晓楠被通知常去开始封锁，所有工人都必须收拾行李去宿舍住。当时，核酸检测阳性的员工直接隔离、每日进行检测监控，直到转阴性之前都不能上工。

李晓楠原本在工厂外面租房子住，“当时蛮多人不愿意回去，因为都听说厂内很多人阳了，都不知道疫情多严重”，富士康的宿舍8人一间，一旦有人阳性，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但李晓楠不怕，她还有三个月就可以拿到一笔“返费”，为了挨下去，她硬着头皮回了宿舍。走在回去的路上，她看见从厂区到宿舍的道路两侧被围挡了起来，只留下员工步行通道，工厂周围区域一点点武装起与外界隔离的铠甲。

10月19日，厂区禁止了食堂用餐，工人只能回自己宿舍吃饭，但由于宿舍面积广，步行时间长，工厂只好更改午饭时间，留给员工三个小时的时间回宿舍吃饭，晚上延长到八点半下班。李晓楠每天要花几乎两个半小时徒步走在宿舍与车间的路上，“上班时间感觉全都在走路”，晚上回到家几乎都超过了十点。

紧接着，厂内疫情肉眼可见地变得愈发严重。“当时领导已经决定不做核酸了，因为不断做不断有异常，一有异常就有隔离，就改成做单采（注：单人单管采样检测）。”根据“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官方微信 发布 ，10月10日，富士康开始每天一轮全员核酸检测；10月19日起在每个楼栋都设置了检测点；10月21日起，开始实行“核酸+抗原”一天两检。

但富士康港区员工人数巨量，单采耗时久，每次深夜上完班还要再排一两个小时做核酸，工人们不堪其倦，好几次，室友回来时，李晓楠都已经睡了。

“没有异常就上班，有异常也没说具体要怎样。”李晓楠觉得情况可能越来越乱，她所在车间里也有几个员工阳了，包括她自己身边的工友。

富士康整个厂区四周大多已被铁皮封锁，陈秋梅“像小偷一样四处寻找出口”，最后遇到一个好心人，将陈秋梅带到了一个破洞的铁网纱前。“好心人”用摩托车灯为她照亮，对她说：“赶快跑，跑吧。”

从十月初疫情扩散到十月底工人自发徒步回家，从始至终，工厂和领导都没有对员工们透露任何病例资讯，也没有任何正式通报。每天的新增、传染链，大都是工人们口耳相传的，“知道有阳性，但不知道身边谁是阳性”，罗珊描述当时的心境“恐慌源于未知”。

日常工作照样进行。自九月份入职以来，罗珊一直在做iPhone14pro的加工，平均每天都要做5000-6000个手机壳。上班时间是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通常还要加班2-2.5小时，身为见习生的她每个月拿到手大概5000元薪资。

郑州的传统产业是纺织、煤炭等工业，但大多都随着时代发展与城市化逐渐没落，后起之秀富士康工厂，则渐渐壮大成为带领郑州产业转型与主导经济体量的经济命脉。

据《财经》旗下产业报道团队《财经十一人》对一名资深分析师的 采访 ，富士康在中国的44个园区中，有二分之一可以用于生产iPhone，约三分之一有生产最新款iPhone的能力。且有超过80%的iPhone14系列手机在郑州生产，这让郑州富士康具备了生产新机型及超高端机型的难替代性。另据郑州海关统计，2021年，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相较上年增长了83.1%，达到326.4亿美元，而富士康集团进出口总额就有94.7亿美元，占到了全省近三成。

“说句不好听的，整个郑州的GDP都得依靠富士康。”罗珊说。从夏天到十月底，生产工作与从前一样照常进行，但十月以前，罗珊每天上班的车间都有370个工人和她一块儿干活，到了十月下旬，越来越多人被拉去隔离，车间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十月最后一天，罗珊所在的车间只剩下50多人，手里做的加工产品也几乎都是昨天剩下的。

根据富士康的规定，连续旷工3个工作日就被视为自动离职，而对于这次自行回家的员工，“公司还没有说明具体的处理措施”，罗珊和其他逃离的工友大多还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被以旷工为由辞退。

富士康员工分为三种，返费工人、小时工和正式工。从性质上来说，前两种都属于派遣员工，根据“郑州富工联招聘”官方 公众号 ，小时工的薪资由24.5元的时薪费组成，返费工的薪资由2000元底薪+加班费+补贴构成，但这两种都可以拿到“满3个月出勤”的返费，即“干满3个月后得7000元返费”。

据罗珊得知，这次选择徒步回家的，大多都是返费员工。“返费”，大致可理解为奖金，员工每在职90天，打卡55天，就可以领到一笔8000元至10000元不等的返费。“返费员工很大一部分是中介公司介绍来的，可能走了就不想回来了”，罗珊想，他们之中或许的确有蛮多人不大担心被辞退的问题。

10月29日，陈秋梅上完夜班回到宿舍，睡到下午3点左右，被家里人的电话吵醒，让她赶快回去，“再不回去就回不去了”。接着，员工群里也炸了锅，大家都在讨论“怎么走”“怎么逃”。

陈秋梅赶紧爬起来收拾，来不及吃饭，把厂里发的两个面包塞进她的红色双肩包，下楼在小卖部买了一袋速食面、一盒优酪乳、一瓶水和一袋火腿肠，为在路上御寒还带了一件羽绒服。

当时，富士康整个厂区四周大多已被铁皮封锁，“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出不去”，陈秋梅“像小偷一样四处寻找出口”，翻越一处栏杆，继续找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遇到一个好心人，将陈秋梅带到了一个破洞的铁网纱前，“好心人”用摩托车灯为她照亮，对她说：“赶快跑，跑吧。”

从十月中旬开始，陈秋梅所在的车间每天都有人因为阳性被拉走，她自己也经历过一次隔离。十月中旬，她所在的那栋五层楼公寓出现了一个阳性患者，整栋楼都被拉走隔离了十天。回来后继续开工，一切照旧，仿佛那十天并不存在，被从富士康工厂的整体时空里抽出去了。

陈秋梅不理解的是，“疫情可以让一个城市、一个村庄静默，我们富士康却可以继续正常上班，集中到一起干活，甚至有核酸阳性人员混进车间上班。搞得大家都挺害怕，心惊胆战。”

整个十月，李晓楠连续上了21天班，每个周末都被安排加班，好像在赶进度，“具体是赶什么也不说，不告诉我们为什么。”

李晓楠原本没想回家，直到10月30日晚上10点左右，她在上完晚班、做完核酸后回到宿舍，听见大家都在传，“说再不走就走不了了”。有的是担心厂区疫情会变得更严重，有的听闻军队要入驻，不管怎样，富士康港区似乎都正在变成一个逐渐吸噬人的巨大黑洞，人人出逃的氛围，也煽动了李晓楠。

那两天，阿欢每天从早到晚都能看到有人拖着行李箱走出园区。她还在厂内流传的一个视频里看到，其中有个公寓被封锁了，但里边有个宿舍所有人都阳了，为了不被困在楼里，其他工人试图冲出重围，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暴乱。

即便刚刚连续上了近十个小时班，李晓楠也二话不说，迅速打包收拾东西，在凌晨三点出发，踏上回家的路。

她原以为三更半夜的路上会孤零零的，但没想到，一路都有人在自己前后同行，半夜三点热闹得像下午三点。

“不知道路在哪里，全靠自己摸索。”一路上，大家的经验和尝试互相叠加，互相交换，主干道在此时不管用了，大家只能捡游离于交通秩序之外的罅隙，一点点摸出回家的路。

自回家潮爆发开始，从富士康港区向西南、西北方向，每隔5至6公里都设置了高速口卡点。想要通过卡点，必须拥有当地政府盖章的通行证，就是有盖章的通行证，最低职位也得是村书记。非本地工人通常没有相关证明，下了高速后，在市区往往寸步难行，堵在关卡想办法，或是倒回去重新找路。

任强在距离富士康港区约70公里的一处高速卡点执勤，他告诉端传媒，河南的高速大多“依高而建，两侧有坡”，他估计，那些离开富士康的工人，极可能是攀爬附近的山坡或者围栏进入高速的，堵在卡点，“我们也不想去撵他们，但是上面怎么交代我们就怎么办事，出事了我们是承担不了责任的。”

任强是10月28日晚上8点被调往高速路卡点做值班志愿者的，当时，原本的高速值班人员被调去建方舱，虽然仍是六个人值班，但每人的轮值时长相当于此前的三倍。任强值了一天一夜的班，到次日下午四点才下班。

10月29日下午3点左右，任强开始看到有富士康的员工出现在高速路上，几乎都是自港区那个方向而来的。“那个时候是高峰期，车挺多的，我们下去拦车，陆陆续续有人从车上下来，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我们当时也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会反应过来后赶紧控制，走过去询问他们，你是哪里来的？”

但大部分员工都不会直接说自己是从富士康过来的，仅仅解释自己是要回家，但任强他们也猜得到实情，“直接说实话（他们）可能会被劝返，各区也不会接受他们。但这两天我们接收到的政策就是不管你是哪的，没有相应的档（通行证），一律劝返。”

任强想，这些人大致有几种情况可能上高速：提前在市区联系好私家车，路上遇到顺风车、搭大车混进去的，或是从高速路旁边的栅栏徒步翻过来的。

任强其实很希望能设立一条通道，保障这些人的出行，一些人可能需要揹着大包小包走好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路，“其实按本身原则来说也应该放行的，但如果我们放行，第一，我们不确定他们是不是阳性，不确定他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确定这个病的潜伏期多久。另外，下面地方官员为了防止大面积感染，或者是为了保住自己乌纱帽吧，就开始一刀切。不管你是阴是阳，不管你是绿码红码，就是不能让你直接过。第二，他们没有市区的相关的通行档，即便到了市区也是寸步难行，哪也去不了。”

也有人直接报警，任强所在的卡点旁边就设有警卫室，到警卫室后工人们也会被告知不能放行，要村、区领导开证明，“队长什么的都不行，必须是村书记，你们的一把手给你签字盖章，然后才能找人来接你回去。”

李晓楠在路上一共遇到3次卡点，她都没有通行证，只能倒回去再找路。但路况的全貌大多看不清楚，主干道几乎全都被用铁皮挡住了。但偶尔也会遇到几个被人工扒开的铁皮豁口，供后来的人通过。

“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路在哪里，全靠自己摸索，也有人在群里约老乡，或者问问从前面回头来的走了弯路的人。”一路上，大家的经验和尝试互相叠加，互相交换，主干道在此时不管用了，大家只能捡游离于交通秩序之外的罅隙，一点点摸出回家的路。

陈秋梅不会用导航，也不知道家的方向，只能一路寻找自己的老乡，因为担心从疫区出来会给沿途村庄的人带去麻烦，他们都尽量沿着高速路走。尉氏县位于郑州富士康港区东南，开封以南约45公里位置。除非累得受不了，陈秋梅尽量不在路上停歇，她的双脚很快磨出了水泡，她看见一路上还有同行者捡树枝支撑着往前走。

好在，一路几乎都有人为工人们设置食物饮水供应点，有的是前面走过的人设置的，有的是沿途居民开设的，有方便食物，水和面包，甚至有些卡点的检疫人员也会主动给他们提供水和食物。

2022年10月30日，中国河南郑州，工作人员在郑州富士康厂房外派发物资予等候回家的富士康员工。 摄：VCG via Getty Images

“河南各地老乡基本上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路尽我们的能力帮助这些回家的孩子们回家。”据任强陈述，一些大车司机甚至冒着可能有法律责任以及风险，拉着富士康离岗工人一路走。

约从11月1日开始，为了给工人遮风避雨，高速路一些卡点旁搭起了临时帐篷，“让没有回家的孩子们有个地方遮风挡雨，这几天天气太冷了，怕他们冻坏了。”任强说。

“富士康的理念是：只要你不阳，就得继续上班。”今年以来，陈怡看到一些城市将密接、次密接转运隔离，但在富士康，看似更“松活”，实则是另一种隔离和麻痹。

10月31日下午2点，李晓楠终于到家。经历连续21天上班、前一天10个小时不间断的工作，她筋疲力尽，从下午7点一直睡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感觉终于活过来了”。

逃离富士康后，她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与工厂截然不同的防疫环境。在富士康的最后几天，关于病毒的信息被封锁，离开前的最后几天，检测也变得混乱，几乎每天只做抗原。回到家后，一切变得清晰明了，阿欢不仅被要求居家隔离七天，而且每天都要做核酸，要捅嗓子、做鼻拭子，上午下午各要汇报体温，与这三年防疫力度最大的几天没什么差别。

“富士康的理念是：只要你不阳，你就得继续上班。”目前仍滞留港区宿舍的小时工陈怡看来，“事实上所有富士康员工都是密接、次密接。”今年以来，她也看到一些城市将密接、次密接被转运隔离，但在富士康，看似更“松活”，但实则是另一种隔离和麻痹。

陈怡听说园区内甚至有发烧的、跳楼的、宿舍没吃了的，“都没有人管，没有人问，也都发生在这样的防疫氛围下。”逃离潮达到顶峰的10月30日，陈怡原本也打算徒步回家，但刚走出去没多远，她手机没电了，“我不想冻死在外面”，于是她跑回了宿舍。

没有人估算得出多少人逃离了富士康，留下来的人看见的富士康，也不再是以前的样子。园区内变得空旷和脏乱。陈怡看到，封锁后，不少保洁阿姨回家或被隔离，厂区无人打扫，堆积满地的垃圾废料。

与此同时，随着工人的不断流失，富士康开始推出“新政”，用“高薪”鼓励大家返工复工。罗珊还收到郑州防疫小组的一张宣传单，明白地写着针对“iDPBG（郑州数字产品事业群，integrated Digital Product Business Group）郑州厂区正常出勤之全体员工”，每人可获400元/天的出勤补贴，10月26日至10月31日期间出钱按天折算为120元/天，而11月1日至11月30日累积出勤超过25天，还可获得5000元全勤奖励。

算下来，如果十一月份出满勤，一名员工的总奖金可达到15000元，这是平时月工资三五千的罗珊他们平时想都不敢想的。

10月30日凌晨6点，徒步一天一夜的陈秋梅也终于到达尉氏县防疫卡点，登记、做完核酸，在早上9点左右坐上了回乡的大巴。后来车内40人中又检测出一个异常，但陈秋梅一点也不害怕了，“在厂里已经习惯了”。

新政出来后，陈秋梅在群里看到通知，要求离开的员工“要么回去上班，要么离职”，陈秋梅没犹豫，在村长的帮助下办了离职，好在离开前她已经拿到了满勤三个月的9000元返费，足足抵得上平时干三个月的工资。

陈秋梅还没考虑下一步可以做什么养活家里，“准备待一段时间等疫情过去了再看，反正现在待在家，舒坦很多。”

此时的富士康工厂内，包括陈怡在内的不少滞留员工都收到了通知：自10月31日开始，饭堂恢复堂食，宿舍生活区陆续开放。

2022年10月30日，中国河南郑州，富士康员工在防疫人员的安排下，在公路旁等候乘坐穿梭巴士回家。 摄：VCG via Getty Ima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