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上海小微企业的漫漫求生路：在倒闭与裁员间扛过5月

3月中旬，公司迟迟接不到新订单；3月下旬，一个已经沟通半个月的车企广告拍摄项目没了下文，所有员工开始居家办公；进入四月，公司危机进一步加剧，整月只接到一个1.3万元的视频剪辑小单。按照以往，公司平均每月能完成50万左右的拍摄项目订单。

“十五位员工每月工资约30万元。现在只有两种可选办法，一是找亲朋好友借20万发5月的工资；二是跟大家坦白，愿意和公司一块走下去的，可能会拖欠一个月工资。如果疫情到6月都没有结束，就真不知道怎么办了。我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裁掉，但工资就是付不出来”，于洋表示。

“广告行业账期本来就长，现在公司约300万元的利润在大公司的口袋里揣着。但这两月，大公司以财务不上班、没有财务章为由迟迟不付已完成项目的资金。其中包括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500强企业的70万和一家上海国企的60万。他们的理由乍一听很有道理，但你就是觉得憋屈。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这两笔钱尽量结算，这样公司还能再撑四五个月。”

重压之下，于洋找不到更多解救办法。4月下旬，他在B站发布了一条吐槽疫情下自己公司遇到困难的视频。只有380个粉丝的他，短短十天获得了超18万的浏览量与3000＋的点赞。评论里，多位创业者诉说着自己的企业在疫情影响下受到的各类冲击——库存积压快递不出去、餐饮客流量锐减、资金链紧张等等。

像于洋这样的创业者，中国有7000多万，他们被称为中国经济的“毛细血管”。不幸的是，“于洋们”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注定。历史数据显示，中小民营企业平均生命周期只有2.9年,存活5年以上的不到7%。疫情冲击下，于洋的公司是否会让庞大的企业死亡数加1，现在看来，一切似乎都是未知数。

疫情期间，政策一直在紧密关注“于洋们”。5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是稳经济的重要基础、稳就业的主力支撑，当前相关市场主体困难明显增多。为此，会议提出5月底前全面排查机关事业单位、大型企业拖欠的中小企业账款，无分歧欠款发现一起清偿一起等纾困举措。

作为一家视频制作公司，于洋公司日常业务是在全国各地和上海各个摄影棚间奔波拍摄视频广告。客户以世界500强企业以及行业头部平台为主，拍摄内容包括抖音短视频、TVC（电视广告片）等。三年间，公司业务规模一直处在稳步上升阶段。

于洋说：“3月中旬，原定的拍摄项目全部取消。从甲方客户市场部角度而言，也不敢轻易发需求。印象特别深的是，3月上旬还在沟通的一家车企的全国拍摄项目，结果到了中旬突然没下文了。其实很容易理解，视频制作行业的核心资产是人，摄像导演都被封控在家，上游的客户也去不了现场。从3月中旬开始，上海整个行业的拍摄基本直接归零。”

于洋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十五名员工全额缴纳五险一金以及每季度发放一次绩效奖金，每月人工成本约30万元，公司办公室租借费用每月约1.5万，公司的财务代理商每月3000元。合计硬成本每月约32万元。公司正常经营下，运营成本还包括外出拍摄成本、道具购买成本等。

高支出下，公司开始积极自救，主动寻求以前看不上的小单子。即便如此，从3月中旬至5月初，于洋也只接到一个小订单。项目主要负责给一家头部医药企业做短视频剪辑，对方公司报价1.3万，扣除外包配音师、视频素材购买等费用，利润不足7000元。“7000元利润根本覆盖不了公司的员工成本，所以以前这种单子根本就不接。该项目本来预计一周完成，因为居家办公导致沟通面临诸多不顺，项目进行三周依旧还在修改。现在有多少算多少，实在不忍心放弃”，于洋表示。

于洋坦言，视频行业大部分优秀人才不愿意加入小公司。此前花费大量精力去说服十五名员工陆续加入。“如果因为疫情突然把工资降到最低标准，员工对企业的信任度可能都会发生变化。到复工时，员工流失现象就可能发生，到时又要花很多精力重新去找人，所以根本就不敢轻易的降工资。对于月薪八千多的同事，刨除每个月四千多的房租，剩下的工资可能刚够生活。如果降到最低工资，他们可能连房租都交不起。”

即使于洋乐观预估公司能在五月初迎来解封并获得新订单，按照以往一个拍摄项目需一个月时间完成，这将意味着，从3月中旬到6月初，公司大概率在业务层面没有任何收入。现在，他已开始着手向亲朋好友借钱用于支付5月员工工资。

在广告、影视行业，一项墨守成规的事实是，小型制作公司在接到项目订单时，绝大多数已被层层“扒皮”——甲方发出广告制作需求时，对乙方视频制作公司资质会设置诸多硬门槛，比如公司需成立5年以上、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等。当乙方承包项目后，更多会选择层层分包给小规模视频制作公司，从而赚取利润差价。

在层层“扒皮”的模式下，甲方一条报价100万的60秒广告片，最后实际执行项目的小制作公司，得到的报价可能只剩五十万元。即便如此，乙方发出的分包项目也是供不应求。

于洋介绍：“比如此前我们接了一家连锁快餐店的年单，负责给这家企业做一年的抖音视频制作，每个月需产出约8条原创短视频，同时还负责他们的抖音账号运营、与客户对接商务流程。连锁快餐店给乙方代理商的报价是160万元，到我们手里只剩下100万元。”

在合同签定层面，因每家视频制作公司都只与上一层级公司签订合同，导致在甲方3个月账期的基础上，通过层层叠加，小型视频制作公司的账期被拖至6个月甚至一年。“其实，中间代理公司还会找各种理由扣除保护费等各类费用。我们这种小型公司还特别没用，只能吓唬一下他们，说再不结算资金就要发律师函。其实我们连个专业律师都请不起，账期拖了就是拖了。合同本身对我们就不利，并且如果因为一个项目就把乙方或客户告上法庭，可能以后都没办法进行新的合作，所以我们也不敢太频繁催款，只能强忍着。这样的经历教训不是一次两次，这些因素都凌驾在合同之上”，于洋表示。

因为账期问题，于洋此前两次找亲朋好友借钱作为过桥费。他深知，从公司正常运营角度而言，这并不健康，“可是行业潜规则我一个人无力改变。一个项目最高利润率其实能达50%左右，但此前哪怕经常加班熬夜也尽可能多接单子，也是担心账期太长，财务压力很大。”

疫情更进一步延长了行业的账期。“财务隔离在家，拿不到财务章，没办法付钱”，这是于洋在疫情期追债时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虽然账面上只有不到20万，但公司当前约有近300万应收账款。其中最大的两笔资金为一家总部位于北京的中国500强企业的70万和一家上海国企的60万元，另有约70万元应收账款大概率已经要不回来，这笔账被拖欠两年之久。

于洋表示：“现在最早一笔没结的款项是2019年4月做的业务，我们都已经放弃了。但真正扼住小制作公司命运喉咙的是大公司。如果这两家大公司结算资金，相当于一半的应收账款就回来了，加上其他逐渐回款的零散资金，公司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曾经，近300万的纯利润是于洋扩招员工的底气之一。2021年底，公司还只有10名员工，评估之后预计公司平均每月能做50万左右的项目量，行情好能到六七十万，足以覆盖每月30万的员工成本，于是在2022年年初将团队扩招至15人。他说：“当初设想，即使没业务，近300万元的纯利润也能让公司撑半年。”

在创业头两年，于洋的首要困扰是找不到具体能用的扶持政策以及对应的政府机构，最终导致错过了政策窗口期以及无从申请。创业第三年，于洋开始频繁与上海的多个创业扶持中心接触，但结果也是不如人意。“和机构老师聊完之后，可以感觉到其实国家政策层面还挺使劲的，但很多政策就是不知道怎么往下推进。”

于洋表示：“去到现场，可以发现机构并没有专门设置我们这类企业的政策扶持讲解窗口，反倒保安大叔给我们讲了很多潜规则。比如需要在什么时间点找机构里的辅导老师，甚至还要带点东西。企业需要采取怎样的讲诉方式才能更容易享受到政策扶持激励。那段时间听到这些觉得还挺心寒的，其实行业里大部分企业并不像我们一样规范足额缴纳五险一金。”

第二天，于洋再次前往这家创业扶持中心，不过还是被那位保安大叔拦住不让上楼找具体的政策辅导老师，而是需要提前打电话约时间。“最后辗转电话联系上具体的政策辅导老师，了解到其实有一些具体的政策补贴可以去申请。但走到最后一步你会发现，执行起来很困难，申报窗口操作也很复杂，还需要填写各类信息。”

在实际操作层面的困难，于洋不是第一次遇到。“比如给员工办理入职手续的政府人事网站，每次网页都要卡很久。可能你都想象不到，一些政府网站一定要用指定的IE浏览器，界面动不动就系统崩溃，窗口也只在早八点至晚四点开放。这些繁琐的流程是我们中小企业需要去克服的困难，但也意味着很多工作量。为公司业务我们其实已疲于奔命。”

直到现在，公司仍没有获得任何资金补贴。而于洋接触到的大部分创业者，都和他面临着一样的问题——政策扶持基本覆盖不到，也没有了解最新扶持政策的渠道，最后只能自己算自己的公司账。

为了能畅通了解并获得中小企业创业扶持，于洋也曾跑遍上海的大小创业园区，结果也是碰了一鼻子灰。“比如在网上搜索看到一些创业园区有扶持广告创意产业部分，但我们连招商电话都找不到。去到现场招商部，园区首先询问的就是企业规模，他们只租三四百平米及以上的办公区。我们十几个的小团队根本用不上；去到上海的几个示范性创业园区，他们招商部的反馈是公司资金流水太小不租；去到一些国家级孵化基地，可以发现其实已是纯商业的物业公司在运营，虽不严格要求企业背景，但本质还是谈价钱”，于洋表示。

屡次碰壁后，于洋也曾怀疑自己还算不算所谓的初创企业。“我们很羡慕租国家级办公区的公司，因为疫情期能减免租金，而我们只能租到商业办公区。最近经常陷入思考，我们这类小微企业是不是太多，政策层面覆盖不过来。只有当我们迈过某道门槛之后，才能算上初创公司从而更好得到政策扶持。”

三年创业期，于洋学到了很多创业课上学不到的细节。2019年3月，凭借在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工作四年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对视频制作行业的了解，于洋萌生出了创业的想法，他也刚刚通过做视频制作私活赚到人生第一桶金。此时，行业看起来一片蓝海。

于洋表示：“当时自我评判年纪不大，各方面资源也都有，算了算，第一年最差也能做个100万的流水项目，就这样开始了创业。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稀里糊涂的就开始了创业。其实，创业者脑子里的第一想法就是有项目、有资源或者有投资，那就出来闯。根本不会想到，相比做公司员工，开公司原来有这么多规则需要遵守。”

招人成为初创公司的第一道难关。创业初期，于洋天真的以为提高员工原单位工资就一定能吸引人才前往。现实是，他曾连续几天、每天给上百位投简历者发消息沟通，最终回复的只有零零散散几十人。

招聘渠道的选择也让他心神俱疲。于洋表示：“虽然现在有很多公开招聘渠道，但其实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比如在某一家招聘软件的企业端发出岗位需求后，每天只能限额沟通几十人，如果想扩大面试者沟通人数，每年合作费用就需要几万元。说实话，这对一家小公司而言真的很贵，但这也是唯一能不断刷候选人的渠道。一号员工我差不多面试了1000个人左右才最终找到，公司一小半核心员工都是依靠挖前同事或朋友。”

2020年，因忙于业务以及对于劳动合同的不重视，一位员工在补签劳动合同时选择离职，并以于洋公司未签订劳动合同申请劳动仲裁。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公司规范运作的重要性。事件发生后，于洋才首次去咨询人力资源机构以及劳动仲裁部门，得到的反馈是只能认栽并双倍赔偿工资。“其实，我们和那位员工一直合作的挺好。劳动仲裁局里的老师对我们很同情，但也只能叮嘱我们下次同类事件一定要注意。最后通过和解赔了六七万。这些规范、政策此前根本不了解，也不知道去哪学。可能很多人会说网上都能查到等风凉话，但我们这种初创公司，从员工入职手续、租办公室，税务法务，都需要我一个人去完成，实在分身乏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在无意间违反了规则”，于洋表示。

以于洋曾完成的报价70万元的广告片为例，专业化导演收费3万元/天，各种拍摄设备租用费2万元/天，此外还需要摄影棚租借费用、现场临时工作人员成本等等。如果连续拍摄24小时，相当于只需要支付一天的费用。如果采取八小时工作制拍摄，就可能需要拍三天，成本能一下子暴涨三倍。“超时费远低于全天费用，所以从成本控制角度，我们宁愿超时也不愿意多拍好几天。这也造成行业内卷——拼体力、拼谁能熬夜。最终，公司员工只能灵活调休，不能保证固定的休息时间。”

如果能扛过此次疫情，于洋说公司的扩张步伐将更加谨慎。“虽然理论上有近300万元的纯利润，公司运营机制也看似没问题。但接下来，即使所有应收账款全部到账，估计一分钱都不敢乱花。就担心下一波疫情或者一些政策的变动，这些钱将成为公司续命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