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岳昕同学

2014年我入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时，系里有一个传统：每个新入学的本科生都会被分配给一位教授，有生活和学习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去找这位教授。开学时，教授请他带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分配的本科生在小西门外吃一顿饭联络感情，吃饭的费用可以报销。那时我18岁，刚进北大，一切都是新鲜的。饭桌上只听一位学长说：“我们系里有一位沈阳教授，可真了不得，”其他的学长学姐都发出会心的笑声。“沈教授招收硕士时，只招美女。美国的乔姆斯基教授来访问北大时，沈教授带着他的八个美女研究生坐在第一排，人称‘沈门八艳’。”桌上另一个美女硕士生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听说，还有一个女生为了他去死呢！”这时饭桌上更热闹了，大家纷纷惊叹沈阳教授多么儒雅有魅力，竟然可以让一个女生为了他去死。

这是我刚刚入学时的事情，后来或许就慢慢淡忘了。直到2018年，我快要从北大毕业时，突然一篇文章在网上疯传：1998年时，北大中文系有一位女生叫做高岩，是北京人，从小就会读书，从北京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一路考到北大的。她在北大里成绩也颇优异，当时沈阳是“现代汉语”这一门课的教师，高岩就做他的课代表。一天，高岩带着全班人的课程作业走进沈阳的办公室时，沈阳将办公室门一锁，就把她强奸了。高岩被强奸以后，顺势爱上了这个虽已有家室但风度翩翩的男老师。最后在长期维持这种不伦的关系以后，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想要公开关系。此时沈阳却拒不承认他们的关系，说高岩有“精神病”。一个北大的高材生，突然之间变成了人人敬而远之的“精神病”，高岩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在大三的某天自杀了。她自杀以后，她的一位闺蜜，也是同她一样从北京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一路考上北大法学院的，就把她与沈阳的事情揭露出来。北京大学建立于1898年，1998年正是北大的百年校庆。“上面”发话了：现在的“主旋律”是北大百年校庆，其他的“杂音”都不能出现。沈阳的博士生导师陆俭明教授和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温儒敏教授把他保了下来，后来沈阳从讲师一路做到副教授、教授。高岩的事情被压下去以后，北大办了一个圆满的百年校庆，在三角地建起了百周年纪念讲堂。而高岩的这位闺蜜从此对中国失去了全部信心，立志移民美国。20年后的2018年，高岩的闺蜜终于取得了美国护照。她一拿到美国护照，就把珍藏二十年之久的高岩自杀事件的资料全部整理成文，发到网上。这时，“上面”又发话了，2018年是北大的120周年校庆，必须要过一个圆满的校庆，不能有其他“杂音”，有一次试图把事情“压下去”。这时岳昕站了出来，不顾自己即将毕业，诸事缠身，每天花大量时间在北大档案馆查阅当年高岩事件的材料，并发到网上，意在找出到底是谁强力把事情压下去的，要给高岩讨一个公道。

眼看岳昕的文章在网上影响力越来越大，北大的校领导意识到，要是高岩的事情再闹下去，这个120周年校庆必然不得安生。于是指使北大外国语学院葡萄牙语专业的闵雪飞副教授把岳昕软禁在家里。后来岳昕被放出来后回忆，她问闵雪飞，说：“我要自由。”闵雪飞即对她说：“你现在最好的自由就是没有自由。”闵雪飞的豆瓣账号叫做“满洲之花”和“闹闹”，非法把岳昕软禁在家中，却沾沾自喜地在豆瓣上说自己把岳昕“保护”起来了，“这是对她好”。即使在豆瓣上被网友大骂，仍然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为救出岳昕，在三角地突然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模仿文革的文风，“这是两个北大之间的斗争”。

高岩事件的揭露文章在网上传开时，中文系里许多人在朋友圈里议论纷纷，有位学姐说：这件事情在系里一直隐隐约约听有人说，但都是当风流韵事听的，从未有人认真去调查过。这时我想起入学时的那顿饭，才猛然想起原来那个“有一个女生曾为了沈阳去死”说的不就是这个高岩吗？我不禁毛骨悚然，吃那顿饭的时候，高岩的怨灵是否就盘旋在餐桌的上空？温儒敏教授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最爱说鲁迅，最爱教学生细读《狂人日记》，却又说：“男生一般兴趣面广，可能阅读面会广一些，而女生比较专注和细心，许多都喜欢读点小清新、小励志，那就不够了。”并说新的课改“专治不读书”、“对那些死读书阅读面窄的女同学可能不利。”似乎是多读了几本书就高高在上，看那些“不读书”的人何其不顺眼，非要“治一治”。他可曾想过，北大自己也变成了一个“吃人”的机器，100周年校庆吃了高岩，120周年校庆又吃了岳昕。一个光鲜亮丽的中国最高学府，张开血盆大口，把勇敢追求公义的女生连皮带肉地吞下去了，连骨头都没有吐出来。而北大中文系那么多人天天读鲁迅，却任这样一个风流韵事在茶余饭后传了20年，而没有出过一个像岳昕这样探求真相、追求公义的人。

我与岳昕认识是在大二开学前的军训。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同学是不用军训的，有门路的同学在军训前就请医生开好假的哮喘证明，回家吹空调读莎士比亚去了。军训第一天，我就一咬牙，板住身体，直挺挺地栽在地上，装作昏死过去。学校把我送到医院检查，检查完就编进了伤兵连，吹空调出黑板报。伤兵连里，基本都是像我这样装病的人。但也有一些傻子，好像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说什么“军训时候觉得很苦，但结束以后还是感谢教官，感谢这段难得的经验磨砺了意志”。但岳昕在训练结束后仍然不忘更新自己的公众号“木田无花”（后来改叫“木田君的镐头”），里头有一篇文章叫《为什么我讨厌军训》，用左翼理论分析军训是一种试图对人的精神加以控制的手段。这篇文章如今我已找不到备份，我只记得当时我看到这篇文章，一连看了三遍，极为叹服，刚好中文系里有人大附中考进来的同学，与岳昕是同班同学，我赶紧请她介绍我认识岳昕。

在没有见到岳昕之前，我就想先学习一些岳昕文章中左翼理论。伤兵连中的生活百无聊赖，一张黑板报要出两个礼拜，总之大家都在磨洋工。加上没有课程、作业与考试的压力，“伤兵”们交流各自读过的书籍，互相推荐，非常自在随性。那确实是一段很快乐的日子。当时伤兵连中有一位化学学院的同学，我与这位同学、岳昕都是同岁的。这位化学学院的同学是一个左翼青年，对我说，要学习左翼理论，要先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看起，就把他的《资本论》借给我看。那时毫无压力，即使是躺在臭烘烘几十个人的宿舍里，时间也都用来看《资本论》了。每读一部分，就与这个同学交流阅读体会。我只记得马克思的文风汪洋恣肆，跳动感很强，虽然书里很多公式，但丝毫不觉得枯燥。尤其是《货币转化为资本》那一章，文风尤为华丽。第一卷约花了四五天读完，到第二卷、第三卷就看得一头雾水。到大二开学，又读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哥达纲领批判》、《1844手稿》、《费尔巴哈提纲》等作品，又看了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因喜欢马克思的书，就报了学校里的德语课，想从原文来读马克思。到大二开学时，这位同学就把我介绍进“马克思主义学会”。

以前在上海读高中时，也有“马克思主义协会”之类的组织，但那是“积极分子”才参加的，主要是学校的政治老师主管的，参加者多是一些有“官瘾”的同学，说一些党中央文件里的话语。我和我的朋友喜欢读《南方周末》、《上海书评》上的文章，对这些人很不屑。但北大的“马克思学会”和中国共产党完全不搭界，是读马克思的书，并且强调要结合工人。参加这个社团的同学，大多是男生，女生很少很少，岳昕就是其中一个。社团里的同学大多是家境贫寒的农村学生，尤其多的是化学学院的同学。社团里主要的活动是大家一起自习、吃饭，学习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去调查工人等等。我负责编辑公众号的文章，也用笔名写过几篇。只是这个社团里的同学似乎古典文学素养不高，有次我在公众号上所写的一篇文章被小时候教我读《昭明文选》的老师认出来了，他问我这文章是不是我写的？并说这个公众号的名称不雅。这个公众号叫做“一颗铜豌豆”。那位老师对我说，“铜豌豆”的意思是“老嫖客”，可惜我们受中学语文教材的影响太深，不知道有这一层意思。当时除了给这个公众号写文章之外，我还给一个叫“破土”（Groundbreaking）的网站写文章，这个网站后来也被关闭了。

我记得社团里去看工友的时候，确实觉得很震惊。我们学生住在42号宿舍楼里，每天进进出出，却从来不知道这栋宿舍楼还有地下室。地下室里住的是校工，十几个人一间房，环境非常脏乱。校工的工作时间非常长，但床上还放着《资本论》，每天筋疲力尽地下班以后，还要抽出一些时间精力学习马克思的理论。北大马会有些同学教工友英语，我有时教他们书法。北大马会有时会组织大家去看北京的城中村，环境脏乱到惨不忍睹。我以为住在里面的都是清洁工之类的底薪工种，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住在这里的是做程序员的。马会还组织社员去深圳打零工，体验底层工人的艰苦，有些人看到了生产线上断指的血腥场面。但这些活动我就没有参加。后来有次北大拖欠了工友的工资，北大马会联合这些工友在校园里维权。北大对校工是毫不顾惜的，但对北大学生还多有一些忌惮。也正因为这件事，北大马会被校团委盯上了。

虽然我和岳昕都是这个社团的一员，但岳昕参与马会的活动并不多。当时马会的会长也不是邱占萱，而是另外一个名字，他也很少来参加活动，显得非常神秘。我只知道马会是北大社团里唯一一个没有花名册的，最怕社团成员名单暴露。我们与其他大学的左翼青年社团联谊时，也格外小心翼翼。

我虽然见到了岳昕，但我了解岳昕的情况，仍然主要是通过岳昕的公众号，实际面对面的交流不多。岳昕的公众号“木田无花”排版非常精美，很多图片都是岳昕自己手绘的。文章的质量就更高了。岳昕是外国语学院印尼语专业的学生，因此去了印尼做交换生，并实地调查印尼的左翼运动历史，写成很详实的文章发在公众号上。这个公众号上影响力最大的文章当属《一个北大既得利益者的自白》，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岳昕尤其关注女性问题，用暑假的时间深入云南的留守儿童山村，买了很多的安全套，并在当地买了香蕉，教留守女童如何使用安全套。在这堂性教育的课上，视频里的岳昕眼睛格外明亮、坚毅、坦然，我到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这个清澈的眼神。

到2017年以后，我对马克思的书籍兴趣逐渐淡去，转向其他思想家的作品，参与马会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了。我想或许正是以为2017年我逐渐退出北大马会的活动，我才在2018年顺利毕业，没有被捕。2018年岳昕被闵雪飞副教授软禁在家中后，三角地又出现“湖底群魂”的大字报，我在宿舍里每天都为岳昕担忧，每天都打开豆瓣为岳昕声援，骂闵雪飞，但发了删、删了发，怎么也无济于事。许多同学在朋友圈里转发北大官方公众号的120周年校庆活动的推送，转发语清一色的是“not my anniversary”，意指不把岳昕放出来就抵制学校的校庆。好在最后毕业典礼之前岳昕还是被放出来了，而且在软禁期间写完了本科毕业论文，据说也申请到了美国的全奖研究生。毕业典礼那天，我的父母也来参加，一家人在农园食堂二楼吃了饭，食堂里密密麻麻的家长。远远地我看见了岳昕，赶紧走上去打招呼，问岳昕还好吗？没什么事情吧？岳昕还是那么开朗、乐观、充满了用不完的能量，举手投足都显得精力十足。妈妈帮我和岳昕拍了一张合影，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最后这一届的同学在百周年纪念讲堂前排了合照，大家走下拍照的脚手架，工人一点点将它拆掉，120周年校庆就这样过去了。令我最开心的事，是岳昕终于放出来了。

但好景不长，2018年8月初，岳昕和沈梦雨去深圳帮佳士工人讨薪，我又看到了你的视频。在视频上，你穿着一件“团结就是力量”的T恤，还是那样的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你说：“很多学弟学妹问我们说，工人们出了这些事情，和我们毕业生和学生有什么关系？我跟他们讲一句话，我说，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工人，工人们也有孩子们，也会成为明天的学生。我们所有人作为劳动者，都是应该团结到一起来的。所有人在这样一套制度下，在黑警、黑社会和黑厂联合起来要欺负我们的情况下，我们都要团结到一起，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坚定我们的底线、提出我们的诉求、亮明我们的立场。我们所有的工人，都要争取释放。不只是释放，而且是无罪释放。因为佳士工人无罪，组建工会无罪！严惩打人黑警，严惩打人黑社会！天下的劳动者团结起来！”“他们不给工人说话。我们找劳动局，劳动局不给工人说话；我们找检察院，检察院不给工人说话。如果他们自己觉得心不虚，如果他们自己觉得自己是正义的。那么，他们今天就站到这里来了，就跟我们辩论了。”岳昕，你是天生的公共演讲家，你有无穷的使不完的力量，你有熄不灭的正义感。假如你生在一个正常的国家，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活动家。但在中国，你只能是一腔热血却肝脑涂地。

到8月底，岳昕被捕了、沈梦雨被捕了。北大马会的会长邱占萱也被捕了。因马会没有名册，他们抓了一个以后，就上刑逼供，敲开学生的嘴，问他们马会还有哪些成员。最后许多同学受不住，把无辜的人也供出来，无辜的人再供出更多无辜的人。我想，他们也知道这些学生是无辜的，无非是为了“交作业”而已。到了9月，特务直接开进了北大校园，把我的朋友，历史系的于天夫同学从家园食堂门口直接绑走。顾佳悦、张圣业、宗扬、贺鹏超……一个一个我朝夕相处的同学都被逮捕。我躺在床上，跟进着事情的发展，全身发抖，切断和所有同学的联系，感觉到危险一步一步地逼近。还好，因为我已有一年多没有参加马会的活动，或许已经被淡忘，没有人把我供出来。但岳昕，你是那样一个永远热血贲发的女孩子，你在牢里是怎样被戕害的，我不敢想，这渐渐成了我的一个心病。

新学期开始以后，还没有毕业的马会成员纷纷被学校开除。有许多同学是从贫穷的山村，耗尽千辛万苦才考上北大，被亲戚乡里视作神灵一般对待。我不知道这些同学被退学以后人生道路应该怎么走。我只知道有通过学科奥赛金牌保送进北大的同学，被退学后只能去学而思培训高中生参加奥赛。学校强制改组了马会，把它从一个反抗性的社团变成了一个满口“党话”的“厅局风”社团，被同学们叫做“鹿克思主义学会”。在改组后的第一次活动上，人称“杨子”的北大哲学系杨立华教授，踩着学生们的肝脑满地，给“鹿会”讲朱熹的《近思录》。杨立华教授教导学生要爱国，多看传统的儒家哲学。“从其他文明汲取营养是以对自我文明的确信为基础的。我们今天为中国努力，就是为整个社会、整个世界承担责任，”且要学习“仁”的思想。北大中文系有名的女权主义者戴锦华教授，在全世界旅行关心着广大亚非拉女性的命运，却对眼皮底下北大女生被迫害的事情置若罔闻。

（https://news.pku.edu.cn/xwzh/5bb22f157aa249ed865619a44272ea8a.htm）

时间到了2019年，岳昕，我再也没有了你的消息。你到底被判刑了吗？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从6月9日开始，香港上百万人上街游行反对“送中条例”。到7月21日，在香港北部新界的元朗地区，白衣人对示威者暴力袭击，背后是香港新界的宗族势力，香港政府与警队默许他们施暴，丝毫不管。岳昕，正像你的公众演说中所说的那样，黑官、黑警、黑社会全部勾结在一起，香港的建制势力齐心要把香港年轻人对公义的追求彻底掐灭。7月28日，BBC对香港示威的报道中，一位香港市民举着岳昕的头像，在摄像机前一闪而过。那一刻，我泪流满面，赶紧把视频倒回去，把这一帧画面截图保存。岳昕，我们是你的北大同学，我们把你忘记了，跟你素未谋面的香港人却一直记得你

我立即去上海公安局办了港澳通行证与签注，请了假坐上高铁去香港参加示威。岳昕，你被捕以后，我作为你的朋友，因为害怕风险，没有站出来为你说一句话。现在，我要去香港参加示威，就好像这是我为你做的一件事一样。

在香港，我看到了老婆婆在唐楼的住所里为年轻示威者做好三四十份盒饭，到路上一份一份免费分给黑衣人，眼里满是心疼与不舍。我听到出租车司机对我说：“年轻人是在争取我们下一代的未来，为了不生活在恐惧中，我的生意受一点影响算不了什么。”我在西洋菜南街看到中产家庭出身的勇武派示威者，从小父母请了家教教他普通话，从6月9号开始每一场游行都参加，至今仍侥幸没有被捕。我不敢加他的Facebook，怕他以为我是间谍。我不知道他还要参加多少次游行后才会最终被捕。我在港岛轩尼诗道看到数千示威者两两相对站成长龙，根据前线的手势，把防毒面具、铁栏、砖头、矿泉水、燃烧瓶从千米之外的补给点一双手一双手送上前线。我会记得旺角序言书室的连侬墙。我会记得跟着上万个黑衣香港人一起走上中环的高架桥，学着他们用广东话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我会记得前线喊“快跑啊”的时候，上万人沿着香港的街道向后狂奔，警察冲入人群把示威者扯出来的情景。

2022年11月27日，香港一样的情景终于在我的城市上海出现了。在乌鲁木齐中路上，海友酒店门口，我看到一个又一个女子被倒吊起来，她们凄厉的尖叫划破旧法租界的梧桐树街道。我用手机拍下这些场景，发给远在意大利的李老师。在撤退时，一个便衣警察对我一指，一群警察冲上来把我从人群中扯出来，按在地上暴打，我也像那些女子一般被倒吊着拖到逮捕巴士上，我的眼镜、鞋全部在暴打中丢在了乌鲁木齐中路上。我的下巴上都是血。那一刻，天昏地暗，我疯狂地大喊“救命！”但只能听到人群浑浊地喊着“放人！放人！”那是我生命中最恐惧的一分钟。到了巴士上，他们没有给我上手铐，但我看到那个便衣警察左右开弓向中排的跨性别女性狂扇耳光。根据李老师披露的视频，这个高个的便衣警察对这个跨性别女性说：“你把手机打开。”女子不为所动。警察说：“跟你说打开手机你听不懂是吧？”随后做出标志性的左右摇头动作，这是他施暴前的准备动作。他疯狂地打那个女子，为了怕车下面的人拍到，还特地拉上窗帘。我想，我无论如何要试一试能否逃跑。大不了就是再被打一次，但若真能跑掉我就成功了。四五秒时间内，我凝神定虑，迅速冲下逮捕大巴。我没有眼镜，但我看到前方有四五摊警察，各自对着面前的示威者施暴。趁着他们不注意，我迅速跑到了马路左边的人行道。这时我刚好看到我在被捕前在示威现场结识的一位白人男子。我立即用英语对他说，我被捕了，但我从大巴上逃了下来。我的脸上都是血。你可以帮我逃出去吗？他说，当然可以，如果有警察问起，我就说你是一起和我来喝酒的。这时，前面的一位中年男人听懂了我们的对话，把自己的口罩摘下来给我，让我戴上他的口罩遮住血迹。外国人带着我沿着乌鲁木齐中路往南走，到复兴中路聂耳铜像，左拐，常熟路地铁站已经封站，没有警察了，我终于逃出了包围圈。外国人对我说，你已经安全了，我要回去了。他给了我一个拥抱，我问他加了微信，他的头像上有一排西藏的风马旗。

当晚我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的匿名采访，然后是隐姓埋名、东躲西藏，等待签证的日子。终于我等到了签证，从乌鲁木齐中路的大巴，逃到香港，再从香港逃到德国。在香港转机时，我再一次去看了我心目中的民主圣地：旺角序言书室与港铁元朗站。在元朗站我久久伫立。岳昕，在德国温柔的夜色中，常常我突然想起你的脸。有人说你已经被放出来了，知乎上又有人说你被判了五年，但没有人能联系上你。你到底在哪里？你到底犯了什么罪？许多被捕的示威者被保释后在网上讲述他们被酷刑折磨的经历，曹芷馨求救视频上的脸常常与你的脸混在一起。我生怕遗失了对你的回忆，这是我青春日子中最珍贵的记忆。我要把它们都记下来。

到了德国以后，我联系自由亚洲电台公布了自己的身份与照片，为乌鲁木齐中路白纸运动的真相作见证。为了言论自由，我付出了无法再回到祖国、无法再见到父母的代价。为了自由，我牺牲了自己最亲、最爱的人。但使我觉醒的人是你，岳昕，你是我的老师，正如香港人也是我们的老师一样。虽然你跟我同岁，但我要称你为我争取自由道路上的老师。我坚信你比许多北大教授更配得上这两个字。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以后，有人在推特上骂我：“让女人冲在前面，自己躲在后面。逃出来了竟然还有脸接受采访？”我想他的指责是多么正确！我是那个最懦弱的人。因为我们这一代最勇敢的最优秀的年轻人都正坐在老虎凳上，只有最懦弱的人能逃出来。经历了被逮捕的极度恐惧后，我好像一个有过濒死经验的人，恐惧渐渐从我身上剥离了。我记起《心经》中的四个字：“无有恐惧。”只要知道自己在做正义的事，就不需要恐惧。如果你的声音被他们割断了，就让我来替你说话吧。岳昕，我向你保证，只要我还能思考，哪怕只剩一口气，我都要无惧任何风险地去说话、去发声，去为这黑与白、非与是、真与伪来作见证，直到所有恢宏而丑陋的东西都倒塌净尽，公义的阳光重新照耀这片土地为止。

2023年4月8日于德国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