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仔裤工厂里的第八个暑假

在广州东郊的新塘镇，四川人王永伦拥有一间月产50万条牛仔裤的工厂。运转高效的秘诀，是七百多个员工和一套从瑞典进口的智能吊挂系统。2026年夏天，像两个巨型纸盒的厂房里，一下子多了五十多个孩子，最小的只有1岁——显然，他们不是来缝制牛仔裤的暑期工。

王永伦雇佣了孩子们的爸妈，现在，又要管理他们的孩子。

2026年7月末的一个周六上午，约两千平方米的工厂食堂里，坐着十来个孩子、一位妈妈和一个二十岁的女孩。一位妈妈把儿子送来时，第一件事是找无线网络密码，然后着急地赶回工位。

王永伦刚出差回来。这个夏天他更忙了，除了要处理销往美国和墨西哥的订单，还得应对采访。以前，记者找他聊智能制造，今年，人们都在关心他办的托管班，不少网友在他的社交媒体评论区，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支持：老板开直播，上链接！

一家关心出海、贸易战和智能制造的工厂，如今努力靠饮料、无线网络和一个年轻女孩，解决员工孩子的暑假。

这位在工厂干了二十多年的男人有点疑惑：大家为什么会关注这个？

每一条路都不对

新塘镇是由农田、城中村和四千多家工厂拼接而成的庞然巨物，务工者在焊着防盗网的握手楼睡觉，到纸盒般的工厂里上班。鼎盛时期，世界上每三条牛仔裤，就有一条出自新塘女工之手。每个女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数字：有人是800，有人是1800——这是她们每天的工作量，单价不到4毛。

当女工成为母亲，得从生活的岔路中，选择其一。但好像，每一条都不太对。

贵州铜仁人彭蓉蓉选择一边打工，一边带娃。她担心孩子要经历和自己同样的孤独：她曾是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打工后，爷爷奶奶察觉不到她的少女心事，哪怕被狗咬伤大腿，她也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甚至比父母更早过上打工生活，过完15岁生日，她先到上海的火锅店，后来又到了广州的制衣厂。在青春期还未结束的19岁，她借助医疗手段，早早地、艰难地成为母亲。

但她只是让孩子换了个地方“留守”。上班时，她把孩子们关在出租屋，并尽可能避免风险：出门前，开好空调、风扇，不允许孩子们给手机充电。但她还是在监控里看到，女儿爬上冰箱拿甜点时，摔了一跤。

后来，她不得不把女儿送回贵州。

来自广西桂林的陈雅芳，一开始就让孩子留在老家。她自己也不想出来打工，“但他们想买东西时，我拿不出来钱，感觉做妈妈好失败”。她有两个儿子，有一次，儿子们想买个玩具挖机，五十多块钱，难倒了她。

大儿子小吴在爷爷奶奶家和外公外婆家来回漂泊。陈雅芳想过很多维系感情的办法，但老人不让装监控，儿子没有手机，得用爷爷的手机视频通话。

渐渐地，通话时间越来越短。

父母为了养育孩子背井离乡，陈雅芳却觉得，她快要在情感上失去儿子了。“我对我孩子都没什么好奇了。”她说。

广东惠州人何玉英选了第三条路，她放弃打工，当了全职妈妈。

全职妈妈的一天是这样的：6点起床，7点买菜。买菜的开支控制在30元/天，还要兼顾营养，“鱼蛋白质高，也便宜。奢侈的是牛肉和虾，青菜要买自己种的”。吃完早餐，换好尿不湿，她带孩子们去户外。接着做午饭，担心上火，得做蒸菜。下午又带孩子们出门。晚上10点孩子们睡下，她就躺在床上，逼自己睡着。有一段时间，何玉英曾向丈夫求助，“他每天早八晚十，他就问我，‘你每天怎么都这么多事？’”

工作时间里，只有她陪孩子待在食堂。她说，自己的抑郁已经躯体化，“心脏像压着一块石头”。

妈妈们有时想，要是能有一个把孩子带在身边的“单位”就好了。

当工厂开始管孩子

王永伦是在2000年来到广东的。他从月薪450元的裁床工做起，去过台资工厂，体验过跑操、唱歌，累到倒头就睡的生活。后来到了新塘，再后来，这位腼腆的外地男人拥有了自己的工厂。但每次到当地政府作报告，“脚都是抖的”。

当时一份中国人民银行的报告显示，十多年间，农民工月工资涨了68元，有地方2003年抽查到，有四成企业欠薪。但是，人们情愿成为一颗没有情绪的螺丝，王永伦记得，有源源不断的人，“塞一两百的红包，想进厂”。

他则遇到一丝少见的温情，他的老板允许员工带孩子上班，还借给他4万元的买房首付款。

2000年代初，中国约有两千万留守儿童，没办法和父母在一起的理由，大多是户口和经济压力。王永伦在女儿4岁时把她接到身边，此前，父女俩只见过三次。

他还是小看了车间的危险。一次，叉车把女儿的大拇指撞向墙面，“压得像一个肉饼”。往镇里的医院跑，“医生在开会，说要等两个小时”。他又把孩子送到市区的医院，保住了手指。他再没让孩子进过车间。

几年后，王永伦有了自己的工厂，他也允许员工带孩子上班。但没太惦记这事，心思都在技术上，“哪个产品又出问题了，需要怎么处理，每天都面对这些事”。

直到2019年的某天，女儿发生意外的记忆忽然让他警醒，转而打起人事部办公室的主意：“小孩不要去车间，干脆放办公室，有个电视看，就能留住了。”

第一批进驻的小孩有十来个，围在二十多平方米办公室的一张桌子旁。办公室文员很苦恼，孩子太吵了，得戴耳塞上班。

托管是一点点完善的。一次，有个小孩丢了，大家跑出去找。后来才想起调监控，“结果看到，小孩被亲戚接走了”。王永伦加了一个措施：早上来了签到，走了就划掉。

有人提醒他，托管小孩风险不可控。“你开工厂，那么多工人，想一下，风险也挺大。很多人选择的是，做事越来越难，那就不做。”王永伦说他选择的是，“用心做”。

就这样到了第8个暑假。

有意思的是，这也是“招工难”在蔓延的8年。2019年，珠三角的农民工数量减少了118万，塞红包，把自己视为螺丝钉的时代一去不返。与此同时，中西部就业人数在增加。新一代务工者不再只考虑经济压力，2017年的一项调查发现，“照顾孩子”成为务工父母离职的主要原因。

王永伦认为，是工厂在新塘数一数二的体量，让他不缺工人。

但当彭蓉蓉决定来这家工厂上班时，最吸引她的，是托管班。

一个托管班的成本

信号强劲的无线网络、辣条、棒棒糖、两三箱花生牛奶和凉茶、卫生纸、两个风扇和立式空调、几张折叠床、60天的午饭和晚饭，基本是王永伦办托管班的全部成本。2026年暑假，他又找了一个志愿者来帮忙看孩子，那个二十岁的女孩。

每天早上9点，志愿者刘安会要给孩子们发零食，到了饭点，要提醒大家收拾桌面。

在空旷的食堂里，瘦弱的刘安会磨炼出母狮一样的机警。撞击声、尖叫声、哭声，都让她立刻从椅子上弹起来，扑向声音的源头。孩子们找不到厕所，找她；个头太矮，打不到饭，找她；谁抢了谁的东西，也找她。一次，有个女孩找不到自己的袋子，哭太久，吐了，也是她帮忙收拾。

刘安会也在等父母下班。他们8年前离开四川泸州，到王永伦的工厂做清洁工。在这群小孩身上，刘安会看到了自己。

2018年，父亲刘学成待的煤矿不太行了，夫妻二人前往广州找活路。起初，刘安会还无法理解，住到外婆家和一年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刘学成却格外感伤。临行时，他坐上前往客运站的摩托后座，想到过去自己身上都是煤灰，女儿也要来抱他，“一回头，眼泪就掉下来了”。

外婆家很热闹，有舅舅、舅妈、姐姐和弟弟。她和弟弟会在家玩游戏，两人喜欢踩着衣柜隔层爬到柜顶，再往床上跳。

和陈雅芳一样，离家久了，刘学成也察觉到，女儿不再什么都告诉他了。一个暑假，他问女儿要不要来广州，厂里有了托管班。女儿坐了一天一夜的大巴，就来了。

刘安会记得，在那间人事办公室里，小朋友们玩躲猫猫和抓人游戏。晚上，她和母亲两个人，挤在多人宿舍的一张床上，热，却开心。

不过，来广州的真正原因，她从未告诉过父母：她遭遇了校园霸凌，被同学孤立了。

这位曾经的留守儿童，现在照顾着五十多个暂时不用留守的孩子。不过，大部分时间，孩子们都不会找她。那个潮湿的周六，大部分孩子都在玩手机。有时，刘安会也在刷手机。

一个衡阳来的男孩说，如果不来托管班，自己待在出租屋，也玩手机，最长一次，连续玩了7个小时。

“妈妈不累”

妈妈们会努力给来广州的孩子创造暑假的记忆。

陈雅芳用了很多办法拉近和儿子们的距离。6月的一天，她带他们去了湿地公园和商场，但小吴老想着回家。“我问他喝奶茶吗？他说去点一杯蜜雪冰城就行。”

公园和商场对陈雅芳来说很奢侈，她每个月只有两天假期，整个暑假，母子三人在一起的时间，只有4天是完整的。

更让她心疼的是，小吴刚来时，身体不舒服，“一会儿说有事，一会儿说没事，回去量体温，38℃”。到了医院，她问儿子，烧成这样，为什么还说不难受？

“他说，‘我怕你没有钱。’”陈雅芳说着说着哭了，“懂事得太让人心疼了”。

现在，这位妈妈格外珍惜和儿子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每天中午，她会搂着他们，睡在工作的桌面上，拿牛仔裤的边角料垫着。

新塘的夏天闷热又漫长，曾有一位湖南来的男孩，试图跑去妈妈的工位附近，“只开风扇，待一会儿就很热”，回到食堂，只能继续刷手机，“不无聊，但也不好玩，很平淡”。

不过，托管班最近又悄悄迭代了。在社交媒体走红后，当地相关部门主动上门开设课堂，先后带来了国画、非遗剪纸，还有文明出行科普课。这群等着父母下班的孩子未必听得懂，但他们的暑假，开始有那么一点点，像城市小孩的暑假了。

王永伦欢迎各界提供帮助，又不愿意托管班沦为补课班。“很多网友讲，要给孩子们发书，请老师来补课，”他感慨道，“假期到了，就让孩子们玩一下好不好？”

一些细微的变化也在发生。一天晚上，陈雅芳听到两个儿子在聊天，她随口问了一下。小吴说，白天的交通出行课堂上，他主动举手抢答，还答对了。小儿子则补充道，自己不敢举手。

她觉得，自己好像在慢慢找回儿子。一个信号是，小吴会问她，工作累不累。最累的时候，陈雅芳的关节隐隐作痛，“但我告诉他，妈妈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