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龄农民工的职业“尽头”

五月的一天，凌晨五点半，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建材城外的十字路口，已经站了十几位等候的零工。他们年纪集中在五六十岁，背着双肩包，眼神紧盯着每一辆减速的车辆——这可能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工作机会。

早上7点，工人越聚越多，足有六七十名，可前来招工的私家车只来了两辆。

“来也是白来，根本就没活儿，又想着万一有活儿呢”，一位工人边说边叹气，“但是没有万一，都在那儿耗”。另一位工人苦笑着调侃道，“练的就是心态”。

在城市边缘等待

从5月1日算起，过去的11天，周文青只干了一天半的活儿。

工人们无事可做，闲聊中，周文青听到，有人一整个月都没找到活儿，“一问谁谁都没活儿”。但周文青依旧每天早上7点半准时出现在市场，广告牌子一铺，拿出小马扎，坐到中午12点，骑电动车回家做饭，吃完饭继续到市场守着，一直等到太阳下山。

周文青是一名干了40年家装的老师傅，58岁，河南周口人。早些年，两个儿子跟着他先后入了行。父子三人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西沙各庄村租了间一居室，每个月房租950元，距离北七家家居市场建材城2公里。

北七家建材城是京北地区大型家具建材综合市场之一，周边自发形成了零工市场，工人大多来自河北、河南，远的有甘肃、东北等地。建材城上午9点营业，可在这里揽活的工人们，却等不到那个时候。

5月中旬这天，凌晨5点半，天已透亮，在距离建材城500米左右的十字路口，已经有十三四名工人站在路边。

凌晨6点，一辆私家车停在路口，七八个工人围了上去，老板先说要什么工种、干几个小时、日薪多少，工人再结合市场价和心理预期报价，双方谈拢后，工人当场便跟着老板走了。

凌晨6点 建材城附近的十字路口已有十几位工人

“七点前还能走，之后再想走就难了。”一位工人感叹道。可直到七点，也只有两名工人谈妥条件，跟着雇主离开了。

早高峰来临，日光愈发晃眼，身旁行人、车辆络绎不绝，人人都步履匆匆，唯有他们在焦灼等待。

大多数人待到中午，实在没活儿就走了，而王景明经常从凌晨5点等到傍晚6点。

王景明66岁，老家在河北邢台，他租住在距离市场4公里的小汤山镇马坊村，每月房租600元。他每天凌晨四点多起床做早饭，然后坐40分钟公交车到市场，因为没有电动车，中午就在市场附近随便对付一顿。

王景明说，找不到活儿的时候，每天都在赔钱。一天的房租、水电费、饭钱加起来最少也要六七十块钱，“这还是不敢吃好的”，之前去四环内干活，他都在包里装着泡面，城里的饭店一碗面条最便宜也要二十多块钱，贵还吃不饱。

王景明觉得，这几年活儿难找，主要原因还是建筑装修行业环境不景气。另外，跟覆盖建筑装修全品类的线上招聘平台兴起不无关系，他不会打字操作，更摸不清线上抢单规则。

周文青曾花20元在某平台开通了会员，客服承诺会连续一周帮他打广告、精准推送，结果他在北京接到了来自河南平顶山业主的电话，无奈只好作罢。

让周文青彻底放弃从线上找活儿的，是他发现同样的活儿平台报价普遍比线下低100多元。以他拿手的喷漆工为例，北京线下市场价一天最多能拿到600元，可平台上的订单报价最高才450元，足足少了四分之一。

对于像王景明和周文青这样的超龄工人，维系生计的主要途径仍要靠相熟老板的口头介绍。

行情好的时候，周文青忙得没空休息，只盼着能放几天假。这两年，建筑装修行业愈发不景气，连老板手头也没活儿了，入行40年，今年5月是周文青第一次到零工市场“摆摊儿”碰运气。

周文青坐在路边等活儿

人多活少，抢活儿成了常有的事。这天上午，有老板到市场招人，周文青赶紧凑了上去，正跟老板谈着，旁边突然挤过来一个师傅，报了比周文青更低的价格，老板转头就跟后来的师傅敲定了。

“他（老板）跟你谈，别人不围，他（工人）属于不懂规矩。”周文青性子温和，没多计较。他说，之前有两个工人因为抢活儿大打出手，一个被打断了肩膀，还有的打架闹到了派出所。

“一拿身份证，‘拜拜’”

北七家零工市场的务工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建筑工地转来的“小工”，他们大多干着搬砖、和泥、清运垃圾这类纯体力活，靠一身力气吃饭，活儿杂且技术含量不高，收入相对较低，日薪在二三百元左右。

这类工人年龄普遍集中在55岁以上，超龄后进不去工地失去稳定工作，而日结零工因无固定年龄限制、当日结算报酬等特点，成为他们为数不多的谋生选择。

河北衡水的朱同川，今年56岁，离开工地后，他尝试过找其他工作，除了打零工不卡年龄，其余基本都卡，“一拿身份证，‘拜拜’”。

另一类则是像周文青这样的“老把式”，他们大部分在装修行当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手里攥着实打实的手艺，称得上“全能”，精装修、刮腻子、喷漆、吊顶、贴墙砖、水电改造……放在过去，这类工人不愁没活儿干，但随着行业变化，老板们就算有活儿也是优先年轻人，这些上了年纪的技术工，也不得不和“小工”们一起在市场里蹲守机会。

技术工人会打印一张广告招牌，上面列着自己能干的工种，末尾缀着手机号。

周文青指着自己的牌子说，这里面的讲究可不少。第一行的活儿是最擅长的，都是吃饭的本事，他主打喷漆、刮腻子。后面列的像是真石漆、吊顶，虽说手艺不如前面的精，但也挑不出毛病，应对普通家装足够了。

周文青的广告招牌

家装行业日薪根据工种、技能水平和地域差异来定。以周文青擅长的喷漆为例，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技术熟练的装修喷漆工日薪普遍在四五百元左右，如果涉及调色、艺术涂料、异形结构喷涂等复杂工艺，日薪可以达到600元。

家装零工市场里的女工人，大部分是保洁或力工，像高树琴这样的技术工并不多见。

高树琴是河北邯郸人，50多岁，十年前来到北京干家装。她父亲是木工，她也因此选择了“钉钉锤锤拿刀拿锯”的生活。

起初高树琴做“小工”时，只能找男工人不愿意干的活，比如打扫卫生、材料归类这种细活，“我就偷了他们的漏”。

天天跟着专业师傅干，时间久了，她也“手痒”想上手练技术。通常是“挨着谁学谁”，和木工师傅一起时，她边扫地边观察对方如何处理倒角。给油工师傅打下手时，她一边看一边记，学习硅藻泥涂刷的均匀度控制和雕花木饰面喷涂的走枪技巧。

就这样，她从干杂活的“小工”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高师傅”，收入随之提升。

只是眼下的行情，没有人会挑活儿，高大姐也不例外，有什么做什么。

前几天，她接了个“小工”活儿，一天赚了280块，虽然不多，但胜在轻松，“这个老师傅还把我当女的”，高树琴随即爽朗一笑，“还有人把我当女的”。

而那些不把她“当女人”的活儿，累是真累，但日薪也高。更早之前，她曾搬过80斤的水泥、95斤的大理石，“我们这不是一天练出来的”。高树琴语速快，字字都带着劲儿，言语间透着一股自信。面对旁人惊讶的目光，她不以为意，“每个人体力不一样，大老爷们不能干活的多的是”。

前两天，周文青妻子打来电话让他回家，妻子说总在这里耗着也不行，但他不想回。

以前周文青在外辛苦干一年，能挣七八万元，过去五年，基本只能攒下三四万元。但他觉得即便现在市场行情再差，也比待在老家强。

他的身份证年龄比实际大了4岁，两年前，身份证年龄满60岁，他一次性补缴了4000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每个月能领取198元。他这个岁数回老家，只能去地里薅草、打药，一天最多赚80块钱，一个月满打满算才2400元。

周文青中午回到出租屋吃午饭

周文青心里盘算着，等哪天身子实在扛不住了，就只能回老家养个鸡、种点菜。

“10个有9个都不签合同”

5月12日这天凌晨6点，王景明吃完早饭后没去市场，他从紧邻北六环的马坊村出发，坐公交又换地铁，折腾近2个小时，到达北二环——他是来讨薪的。

前阵子，一个老板找他去给业主家做墙面抹灰，日薪500元。活儿干完后，老板说几天后有新活儿，想让他留空等工，王景明没答应，之后再联系对方，老板就开始拖着不肯结工钱了。

王景明实在没办法，只好找到业主家，业主当着他的面拨通了老板电话，“他（业主）就说把钱给人家，人家干活了为啥不给？”电话刚挂没多久，老板就把工钱转过来了，“他不敢不给”。

之前有一次讨薪，王景明连着好几天联系不上老板，最后找到了干活的小区，跟业主说，“今晚我就在小区敲泡砖桶，谁把工钱给我结了我就不敲了”。业主一听急了，给公司打电话施压，“如果王工敲桶闹事，就起诉你们”。结果没到半小时，3000多元工钱就到账了。

“为啥天天追着要工资，不是没脸没皮，是被坑出来的。”心直口快的高树琴，忿忿不平地嚷道。

工人很难直接对接业主接活儿，必须得靠老板、工头牵线搭桥。这种依赖关系，也让零工群体在议价、维权等环节陷入被动。

市场里几乎每个工人都有讨薪的经历。明明急着找活儿，可一听到老板要找长期工，围上去的工人立马就散了，“不是一天一结我就不干”，大家都怕干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

周文青说，欠薪这件事“早都搁脑海里磨成浆了”，因为太频繁，有时候甚至不在意它了。他还有三万多元的工钱没讨回来，老板要是接电话、回消息，就算一直找借口，心里多少也有底，最怕联系不上的，“一点希望都没”。

对方欠周文青近6000元工钱 自2025年1月后便没回过消息

之前周文青也动过找律师的念头，可没几天就打消了。当时周文青在市场听一位工人说，短视频平台经常给他推荐承诺帮农民工讨薪维权的律师视频，这位工人联系了其中一位，没想到对方开口就先要2万元押金，“他（老板）总共欠我几千块钱的工钱，你（律师）要2万块钱押金，我上哪去给你这2万块钱？”

因零工多为临时性、一次性工作，大多数工人从未与公司签过合同，导致维权更加困难。

王景明说，零工跟着老板干都是靠口头协议，“有的短工只做一两个小时，你怎么签合同？”他话音刚落，旁边一位工人就抢过话头，零工太不稳定，今天跟这个老板，明天跟那个，“10个有9个都不签合同”。

有工人尝试过劳动仲裁，工作人员一句“有合同吗”，就让人泄了气。多数工人难以应付复杂的仲裁流程，最后基本都不了了之，“有这时间我都干一天活儿了”。

业主向周文青咨询家装质保事宜

对超龄农民工而言，零工是他们在外务工的“尽头”。朱同川也不确定还会在北京待多久，“也可能一直干，也可能下午就走”。

在满脸忧忡的零工中，周文青是为数不多面带笑意的人。凭着几十年的工作经验，他分析，春季是装修行业的淡季。年后开工初期，不少包工方忙着谈项目、签合同，用工需求释放得慢；而做生意的业主，往往要等春季盈利后，才会启动装修计划。

“说不定6月1号以后就能好一点”，周文青又露出了他的招牌笑容。

（文中除周文青，其他受访者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

采访那天，我们凌晨五点半赶到了北七家建材城外的这个零工市场，却发现还是来晚了——路口早已站着不少等候的务工者。

七点时，这里满是“碰运气”的身影：有的三五成群，愁眉紧锁地叹气；有的独自站在角落，一言不发。可每有减速的私家车驶过，他们眼中便会短暂亮起光。

我们陪着王景明等了三个小时，只觉时间难熬，抬眼一看还不到九点，此时大多数人或许刚踏上上班的路。

站在人群里，我能明显感觉到，那种对工作的期盼，正随着太阳升高一点点黯淡下去。

这个零工市场只是冰山一角。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超3亿人，其中50岁以上群体占比达32%，规模超9600万人。

如今，这一群体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回到农村，养老保障不足，难以支撑晚年生活；留在城市，又因年龄、技能等限制，被正规用工市场逐渐边缘化。于是，这个“十字路口”就成了他们在外漂泊的“最后一站”。

北七家市场这群平均年龄超过55岁的家装工人，大多有着二三十年的建筑从业经历。他们能精准说出不同标号水泥的凝固时长，能凭手感判断墙面平整度。但在眼下的零工市场里，这些经验有时只换来一句“能干体力活就行”。

没有合同，没有社保，他们的职业身份被简化为“瓦工”“木工”“油工”“杂工”。

他们玩不转线上平台，也信不过那些陌生的招工信息，获取活计的渠道，依然是口口相传的“谁今天找到活了”“哪个老板不拖欠工资”。对他们而言，规范化的服务像一个遥远的概念，当下最迫切的，是今天能赚到吃饭的钱。

所以，如何给这个身处城市边缘的群体多一份就业渠道、多一层权益兜底、多一份社会温情，是一道值得深思的民生考题。返回搜狐，查看更多